隋朝多次征伐高句丽，尤其是隋炀帝时期的三次大规模远征（612年、613年、614年），是隋朝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

1、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威胁：
东北亚强权的崛起：高句丽并非小国，而是东北亚强大的军事政权，拥有完善的军事组织和坚固的防御体系。其疆域覆盖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大部，对中原王朝构成直接威胁。
“南北夹击”的噩梦：隋朝最担忧的是高句丽与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结盟。若两者联合南下，隋朝将面临两线作战的灭顶之灾。消除高句丽这个东方大患，是解除后顾之忧、专注应对突厥的战略需要。
控制辽东要地：辽东地区（今辽宁一带）土地肥沃，是重要的农业基地和战略缓冲地带。高句丽控制此地，威胁隋朝东北边境（如营州/今朝阳）的安全。
2、重塑“华夷秩序”与帝国威望：
“天朝上国”的权威：
隋文帝、隋炀帝都有强烈的“大一统”思想。高句丽虽名义上向隋朝称臣纳贡，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和扩张野心（如与南朝陈朝通使、侵扰隋朝附庸契丹、靺鞨等）。
隋朝视其为不服从“天朝”秩序的“逆臣”。
“四夷宾服”的政治目标：
隋炀帝在位期间，对内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对外经略西域、招抚突厥，力图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帝国”。
征服高句丽，成为其完成“四夷来朝”宏大政治蓝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树立个人和帝国无上威望的终极挑战。
3、历史恩怨与复仇心理：
前朝旧恨：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就曾与中原王朝（如北齐、北周）发生冲突。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竟主动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虽被击退，但此举被视为对隋朝的严重挑衅和侮辱。
文帝未竟之志：隋文帝在598年也曾派水陆大军征讨高句丽，但因恶劣天气、疫病和后勤问题惨败。这对隋朝君臣来说是一大耻辱。隋炀帝有完成父亲未竟事业、洗刷国耻的强烈动机。
4、经济与人口压力（间接因素）：
人口膨胀的压力：隋朝经过开皇之治，人口激增。庞大的劳动力既是财富，也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大规模征发兵役和徭役（用于远征和后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治者疏导人口压力、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尽管最终适得其反）。
隋炀帝远征的决策逻辑与失败原因：
过度自信与战略失误：
隋炀帝在国力鼎盛时发动战争，低估了高句丽的抵抗意志、地理环境的恶劣（辽东的寒冷、泥泞、漫长的补给线）以及战争的持久性。他试图依靠绝对的数量优势（百万大军）进行正面强攻，战术僵化，忽视了将领的临机决断权。
后勤灾难：动员规模空前庞大（士兵加民夫超过200万），后勤补给线长达数千里，跨越河流、山地。粮食运输损耗巨大，民夫死亡枕藉，严重消耗了国内民力财力，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高句丽的顽强抵抗：高句丽采取坚壁清野、固守坚城（如辽东城、平壤）、诱敌深入、伺机反击的策略，有效消耗了隋军。萨水（清川江）之战等关键战役的惨败，导致隋军主力损失殆尽。
国内矛盾的爆发：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压垮了百姓，大规模农民起义（如王薄起义）在山东、河北爆发，直接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远征高句丽成为隋朝灭亡的催化剂。
总结：

隋朝（尤其是隋炀帝）坚持要灭亡高句丽，是国家安全战略、重塑东亚霸权、帝国威望诉求、历史复仇心理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核心驱动力在于消除一个强大且不驯服的东北亚强权，以实现长治久安和“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
由于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低估对手、战术僵化）、后勤体系的崩溃、对民力的过度榨取以及高句丽顽强的抵抗，这场倾尽国力的战争最终不仅未能达成目标，反而耗尽了隋朝的元气，激化了国内矛盾，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迅速灭亡。
隋朝用自身的覆灭，为后继者唐朝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唐高宗最终完成了征服高句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