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如何一步步坐视，苏联强逼中国承认外蒙独立？|中国|外蒙独立|斯大林|杜鲁门|罗斯福|美国|莫斯科|雅尔塔会议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对华军事目标的转移与对华军事期待值的降低，使美国重视，并想发挥中国在战后亚洲的潜在价值战后远东权力舞台上制衡作用的政治考虑、变得日益突出。

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斗争中，罗斯福之所以支持蒋介石，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盟军在苏联和北非战场的节节胜利，到1944年，战胜德国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但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战争中日益强大，使美国不得不重视战后在缺少了日本的远东“权力真空”状态下，如何定位新的权力角逐角色——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并对其进行制衡的问题。正因为对制衡苏联的政治考虑，使得罗斯福尽管对战时中国军事贡献的期待值不断降低，但仍然坚持着“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在政治上继续支持蒋介石。

1、美苏博弈的后果

与对中国军事贡献期待值日益降低正好相反，尽管对苏联重新进入远东心存警惕，但美国仍然期待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不得不愈发重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要求。

美国期待苏联参战，主要是由于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巨大伤亡，以及美国作战部门对日本继续作战能力的过高估计。直到1945年7月，即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美国作战部门仍然估计战争会持续到1946年11月，而且对日本本土，作战将可能损失50万人。

正因如此，斯大林把参加对日作战当作了为要求苏联在远东权益，而与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表示苏联会参加对日作战。在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斯大林又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后，苏联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明确表示，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对日宣战。

罗斯福很高兴，但斯大林却直言不讳地表示苏联对远东有某种政治上的要求，1944年10月，斯大林向哈里曼公开了他的远东计划，称苏军考虑直接从满洲突入中国进行大规模陆战。

毫无疑问，苏军进入满洲，将大大加强苏联在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影响，即便如此，直到日本投降前夕，美国都没有放弃使苏联参战的目标。换言之，这意味着美国出于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必须接受苏联在满洲和中国影响扩大的政治后果，美国对苏联涉足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介入中国国共两党之争，可能会导致美苏在中国对抗的局面。

早在1943年8月，驻华外交官乔治·艾奇逊便给国务院发了一份报告，提醒美国政府，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会影响中国局势，该报告指出，苏联的态度增加了中国国共两党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会使国共问题变得极为麻烦，随着战争的推进，美国开始把中国当作是“最有可能制造麻烦的地方”，并把排除苏联对中国国共矛盾的干涉，当作了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1944年8月，罗斯福派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解国共纠纷，为了明确苏联的意向，赫尔利在赴任途中首先访问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否认了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并表示苏联乐于看到美国帮助中国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苏联的这一保证强化了赫尔利支持蒋介石的决心，而赫尔利的观点对罗斯福以及后来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决策都有很重要影响。

1944年12月，驻苏大使哈里曼再度向斯大林询问苏联对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态度，斯大林重申了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并明确表示，苏联希望控制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以及两条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的满洲铁路干线，而且还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在斯大林的要求中，千岛群岛和库页岛涉及日本的主权，但旅顺、大连、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却涉及中国的主权，如果美国答应苏联的要求，不仅会损害当时已成为主要盟国的中国的利益，而且会损害美国使中国大国化、并成为远东制衡因素的政治目标。

本身罗斯福把这些问题连同其他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一起，带到了1945年2月召开的三巨头雅尔塔会议上去同斯大林讨论，显然，在雅尔塔，罗斯福“使中国成为大国”的目标受到了权力政治现实的挑战。

罗斯福要考虑在一系列复杂的目标与问题中寻求妥协与平衡的支点：他需要保证维持与苏联的合作以取得对德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国人的伤亡，需要与苏联继续合作以建立战后和平安全的国际秩序等等。

这一切，都要求他必须考虑到苏联基于其实力地位所提出的利益要求的“合理性”，这些要求包括苏联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对东、中欧各国政权组成的要求，以及对远东的领土和权益的要求等等。这样，雅尔塔会议自然也变成了美苏以实力分割战后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场所。

在所讨论到的各个问题之中，美苏关注的焦点是欧洲问题。而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感到要比几乎其他任何问题更容易求得相互妥协。为了确保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利益，罗斯福经现实权衡后的结果，是答应了斯大林要把大连港国际化、租借旅顺港、中苏共营满铁和外蒙独立等的一系列要求；而他要斯大林做出的承诺，则是要求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并为保证苏联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合作，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罗斯福眼里，这是为拯救美国生命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基于苏联现实实力，保证美国战后对华和对东亚总体规划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途径，由于苏联还没有向日本宣战，苏日两国尚处于中立状态，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对远东问题的上述安排一直没有公布。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突发去世。副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接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1944年大选时是作为民主党内各派妥协的结果而成为罗斯福的总统竞选伙伴的，在罗斯福去世之前，他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外交决策。

美国政权的交替，使得如何贯彻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远东安排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

2、雅尔塔会议的疑虑

按照罗斯福生前的设想和美苏在雅尔塔所作出的安排，战后东亚的权力格局应该以中美关系为核心来构筑，其中，成为“大国”并为美国盟友的中国，将起到监督日本和制衡苏联的作用。实现这一战略设想的关键，在于苏联的合作与中国自身的稳定。但是，恰是这两方面都令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感到困扰。

对苏联远东意图的疑虑在雅尔塔，罗斯福基于苏联实力和美国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需求，以背着中国、出让中国的权益，大体满足了苏联要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优越权益的要求，换得了斯大林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持。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美国东亚政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兑现罗斯福在雅尔塔的承诺，将雅尔塔所安排的远东权力构图变为现实。

问题的关键是，一旦成为在满洲地区的现实权力存在，苏联会不会仅仅满足于在雅尔塔新获得的远东权益呢，换言之，如何判断苏联的意图呢？罗斯福对此并不担心。

1945年4月11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罗斯福还电告丘吉尔：

“总的来说，我想尽可能不把苏联问题当作了不起的事，因为这类问题看来每天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不过，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方针迄今是正确的。”

罗斯福去世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途中又顺访伦敦和莫斯科后，也让杜鲁门放心，表示在他看来“苏联无条件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

但是，缺乏外交事务经验的杜鲁门却难以从容面对，他不得不向其手下的军政顾问们征询意见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英和苏联的摩擦加剧，尤其在波兰政府组成的问题上矛盾尖锐化，由于驻苏大使哈里曼在莫斯科交涉无果，使得美国人开始对苏联在远东的意图也充满疑虑。

4月里，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供职的哈里曼、乔治·凯南和约翰·戴维斯等从不同的立场考虑出发接连向国务院发电报，警告美国政府，说苏联的远东政策远比赫尔利所了解的更为复杂，凯南表示，苏联的对华政策将会是易变的、有弹性的，其目的在于“承担最低限度的义务”去扩张“最大限度的势力”，并预言俄国人将采取行动去控制满洲，并培植一个“对苏联友好的”中国政府。

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海军对苏联的疑虑也一直在增加，4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履行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当天，白宫举行了高层讨论会。会上，除了陆军部的人认为与苏联对抗既无必要又极其危险外，海军部、国务院都要求重新评估对苏政策。

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苏联在重大军事问题上从来都是信守诺言的”，并警告，“假如我们允许两国关系存在裂痕，就无法不危及世界和平”。但史汀生只得到陆军方面的马歇尔等的支持，国务院和海军部的人对此都表示反对。杜鲁门接受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及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勒斯特、海军上将李海等对苏强硬派的主张。

这些人都怀疑罗斯福所认定的关于苏联扩张目标有限的看法，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核心问题在于，一方面美国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人员伤亡并早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苏联参战必然带来美国所不愿看到的苏联，在远东势力范围的扩展。

如果苏联插手中国事务，会使中国问题复杂化，不仅会让早已存在的国共矛盾更加尖锐，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在中国的对立。杜鲁门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美国遵守雅尔塔秘密协定，是否能够保证苏联会抑制其在远东的扩张？在东欧，这样的扩张已经发生，如果苏联在远东也采取同样的进取方式，则将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安排。

3、杜鲁门的脱困之策

杜鲁门寻求脱困之策。哈里曼建议其派一向为罗斯福总统担任纷争调解人的霍普金斯为特使，赴莫斯科与斯大林沟通，要求斯大林澄清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对“满洲”主权和美国实现统一中国努力的立场，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不再考虑修正雅尔塔协定。

5月19日，霍普金斯抱病赴命。临行前，杜鲁门仍然向霍普金斯强调了尽早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要，在莫斯科，霍普金斯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只要中国届时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款，苏联将于8月初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还表示，他将尽一切力量推动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并提出希望在7月1日以前在莫斯科与中国方面，就雅尔塔协定所承诺的中苏条约进行会谈。

苏联的保证使杜鲁门十分欣慰，其后，美国开始着手安排中苏谈判事宜。

1945年6月9日，杜鲁门接见了中国外长宋子文。雅尔塔秘密协定签署后，美国直至此时方才将雅尔塔会议的秘密协定内容告知中国方面。秘密协定中涉及中国。始料未及的有关中国东北和外蒙地区的诸多权益问题，这使宋子文大吃一惊。几天后，驻华大使赫尔利根据杜鲁门指示，在重庆就同样的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通报会谈。

蒋介石对美国避开中国与苏联达成关于上述秘密协定的内容感到颇为愤怒，但愤怒之余却无从有其他的选择：

一来中国的“大国”地位全靠美国的支持；二来苏联在新疆、外蒙和东北问题上也已经掌握了相当的主动；三来他还担心苏联会因此向中共提供帮助，这三方面的考虑都决定了他只能听命于美国、派遣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

6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飞赴莫斯科，展开中苏缔约的首轮谈判。

与苏联谈判的艰难超出了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意料，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坚持要中国国民政府方面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宋子文告诉斯大林，承认外蒙独立将使中国西藏的问题复杂化、并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垮台，但是，斯大林所要求的不仅是外蒙独立，他对中国东北的各项具体要求，也远远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条款中所规定的苏联特权。

斯大林要求按照过去沙皇俄国租借地的基本边界线，在旅顺和大连附近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苏联拥有在这一地区驻扎海军和空军的权利、管理整个地区民事的权利、单独控制旅顺军事事务的权利，并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在海军基地100公里内设防岛屿的权利，这些都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没有提到的。

同时，斯大林又把雅尔塔秘密协定条款中有关“大连国际化”的条款，解释为在没有其他国家参与下由中苏两国联合控制，并要求在大连湾内建立海军基地、专供中国和苏联的海军使用，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所规定的中苏共管中东和南满铁路，斯大林不仅要求苏联对铁路享有单独的所有权，而且还要求对有关企业，包括工厂、车间、土地、煤矿和林区等都有所有权，并要求获得在铁路和企业的管理和操作中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以及中苏共同承担保护铁路和这些企业的责任，同时要求铁路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运输苏联军队等等。

中国方面没有料到斯大林提出这么多的要求，而显然，雅尔塔协定的模糊措辞也有利于苏联对协定的解释。百般无奈的中国只好向美国求助，在莫斯科，宋子文请求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诉，要求美国提供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条款的看法。

但是，杜鲁门此时并不想介入，7月4日，杜鲁门指示国务卿贝尔纳斯转告哈里曼，当前美国不想就雅尔塔协定的任何一点进行解释，哈里曼私下告诉宋子文，美国政府认为外蒙古的现状是“中国仍然拥有对外蒙古法律上的主权，而事实上，这一主权并未得以实行”。

考虑到美国的态度，在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提出可以赋予外蒙古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外蒙可以在内政、外交、军事上独立，也可以与苏联达成协议，不过必须确保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但是，斯大林拒不让步，坚持外蒙必须完全独立，并表示若非此问题得以解决，否则便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中苏谈判遂陷入僵局。

宋子文再次向蒋介石请示考虑到斯大林不容协商的态度、杜鲁门政府的中立，并担心苏联可能会帮助中共，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9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国可以在公民投票后允许外蒙古独立，但苏联政府要对三个问题作出具体而坚定的回答，即：

(1)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准备与苏联一起利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大连成为自由港20年，们旅顺口和大连应由中国实行行政管理；中长铁路20年共同利用，利润平均分配，但行政权归中国。
(2)苏联应帮助中国镇压新疆地区的叛乱。
(3)莫斯科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且应把给予中国的援助全部供给国民党政府。

7月11日，斯大林对蒋介石最关心的第三点作出明确表态，表示：

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也不打算帮助他们。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还有第二个政府，那么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今后也将如此，如果今后需要援助中国，那么这种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政府，对于宋子文有关统一中国行政和军队的主张，斯大林也痛快地表示：“这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中国必须只有一支军队利一个政府”。

但是在关于满洲铁路和港口的实质性问题上，双方却仍然未能达成妥协，7月13日，斯大林将飞赴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中苏谈判遂暂告终止。波茨坦会议期间，宋子文也回到重庆去与蒋介石商议。

4、中苏利益的交换

在此期间中苏双方都希望自身的立场能得到美国支持，驻苏大使哈里曼一直关心中苏谈判的进展，早在7月9日中苏谈判紧张时，哈里曼就建议杜鲁门立即采取步骤，为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准备一份美国解释雅尔塔协定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同意苏联政府的条件；国务院起草了个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使苏联政府修改其要求，使之比较有利于中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敦促杜鲁门支持中国立场，认为否则会造成美国放弃“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果。

但是，由于更关心的是早日结束战争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杜鲁门在波茨坦并没有表现出打算在此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波茨坦会议期间，国务院中国事务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即范宣德)，特意起草了六个有关中苏谈判的备忘录，指出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与美国的传统政策和当前目标之间都是互不相容的，这些政策和目标包括：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发展等等。

范宣德建议美国政府在满洲铁路、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的地区边界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哈里曼支持范宣德，建议美国与中苏两国在“门户开放”原则，以及中国在满洲的主权问题上达成书面协议，以防止中苏谈判违反这些原则，7月31日，哈里曼请求国务卿贝尔纳斯授权他转告斯大林美国对大连问题的看法，并取得斯大林重申支持“门户开放”的书面保证。

8月5日，贝尔纳斯同意了哈里曼的建议，授权他向斯大林提出这些问题。不过，由于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对日战争已接近尾声。

8月7日至14日中苏谈判重新开始，但形势已大为改变，尽管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谈判地位加强了，但对日战争形势发展之迅速却更为始料不及。

8月6日，美国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联红军兵分三路，迅速穿过蒙古大草原和兴安岭，进入中国东北，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0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不要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拖延时间，否则中共的军队将进入并控制东北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华中，很难在短期内到达东北；而地邻东北的华北、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也正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整装待发向华北东北挺进。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很清楚，东北在国共两党抗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国共两党谁掌握了工业化程度最高、物产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东北，谁就拥有了逐鹿中原的上风上水，蒋介石不再犹豫了。在8月11日至14日的中苏第二轮谈判中，宋子文以大连在和平时期不受军事监督和控制为条件，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沿过去沙皇俄国租借地边界线在辽东半岛建立军事区的最早要求，同时，中国方面也在对中长铁路管理的细节上作了让步。14日，在中方让步的基础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以正式签署。

这样，苏联极为满意地获得了在雅尔塔所取得的权益，国民政府也得到了苏联支持它的保证。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保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