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说说姚文元和他的父亲姚蓬子之间的故事。

姚文元

姚蓬子是浙江诸暨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在大学毕业后投身沪上文坛，并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1933年夏，姚蓬子已经当上了全国“左联”常委、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进步作家交往密切。当年冬天，因被叛徒出卖，姚蓬子被中统特工逮捕，押解到南京。

姚蓬子入狱之初，表现得十分顽强，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很快摸清了他的心理。徐恩曾命令手下的特务不要对姚蓬子进行问刑逼供，只将他押入南京北郊燕子矶“中央反省院”拘押起来，同时又密令反省院院长授意几个在押犯对他肆意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

这样一来，姚蓬子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痛苦万分，此时院长姗姗来迟，呵斥了那些狱霸，又对他好言抚慰。姚蓬子皮肉吃苦，头脑里更是翻江倒海，不知自己还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半个月后，徐恩曾亲自找姚蓬子谈话，表示自己实在不忍看到他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频等5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处决那样的下场，况且自己与姚蓬子都是浙江同乡，又是世交。最后徐恩曾劝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自己不会太为难他。姚蓬子思前瞻后，终于屈服了。

徐恩曾

1934年5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姚蓬子在文章中公开宣称“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文坛为之哗然，鲁迅更是生气地宣布与他断绝往来。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并且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

1934年12月11日这天是姚文元的3岁生日，徐恩曾携自己宠爱的如夫人费侠专门来到姚蓬子家里，给姚文元送了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费侠很喜欢姚文元，还认他当了干儿子，姚文元便喊费侠“寄娘”（干娘），徐恩曾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

姚文元长大以后，逐渐知晓了父亲的叛变经历，他变得沉默寡言。50年代初，在机关集体宿舍生活的姚文元几乎不与人交往，同事们记得他“一件天蓝色干部棉服穿了好几个冬天”，油光发亮也不洗，被戏称“卖油条的小贩”。这种刻意的疏离与封闭，隐约显露着姚文元对出身背景的焦虑。

姚文元

1955年成为姚蓬子和儿子命运的又一分水岭，他因卷入“潘汉年案”被捕，并在自传中坦白了叛变的经历。同年，24岁的姚文元因撰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一鸣惊人，引起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提醒姚文元：“想在政治上出头，必须与你父亲切割！”

不久以后，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与“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此后他极少归家，对父母不闻不问。后来姚文元在“运动”中表现得那么“左”，多多少少是受到父亲和干爹这两块心病的影响。

姚蓬子出狱后，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每逢政治运动必遭批判。1969年，姚蓬子在上海郁郁而终，终年64岁。

姚文元和王洪文

“四人帮”被粉碎后，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在服刑期间遇到了一件烦心的“家务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原来姚蓬子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姚文元的的母亲、妹妹和妻子都想争这笔财产，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监狱方面专门征求姚文元的意见，姚文元对此提出了3条意见：

1.母亲和妹妹要继承遗产的想法是合法的，应予以满足；

2.自己没有要继承的想法，对于母亲，自己没有尽过赡养的义务，感到很惭愧；

3.父亲的遗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份，应由妻子继承，这笔财产用于妻子治病和子女们上学。

最终司法部门根据那姚文元的意见，把遗产分成了3份，分别由他的母亲、妹妹和妻子继承，姚文元的家人对此都很满意。姚蓬子终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照顾”了被他拖累一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