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的华北战场，曾一直是教员等人的一块“心病”。

作为名副其实的“御林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配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任务中乏善可陈，反而在傅作义和阎锡山两大地方军阀的打压下表现得有些黯淡无光。

当然，华北战场低开高走，逐渐后来者居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朱老总亲赴晋察冀军区开展整军备战的行动颇有成效，使华北野战军克服往日弊端，发挥出强劲战斗力。

另一方面，就是徐向前将晋冀鲁豫主力跃进大别山后遗留下的“偏师”，打造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攻守兼备的主力兵团，并承担了独立解放山西的重任。

有意思的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老总和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都争抢着让徐向前兵团前往自己战场助战，一度让徐向前左右为难……

从抗战后期开始，徐向前因左腿胫骨骨折一直处于休养状态。由于边区医疗条件差，加上营养品缺乏，徐向前在延安后方医院病床上躺了足足半年多时间。

在此期间，面对他几次提出的重返前线要求，教员当面反复叮嘱他：

对教员而言，徐向前既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又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在根据地建设和整军备战方面都是不可多得的关键“帅棋”。要用徐向前，就必须重用、大用，而且要用在最紧要的地方。

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场形势紧张，教员当即让徐向前前往太行地区救场，并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在晋察冀军区，一来基于晋冀鲁豫军区是八路军129师老部队，作为曾经“副师长”的徐向前在指挥上得心应手，不必经过长时期磨合适应。

二来，晋冀鲁豫在华北三大区中战略位置十分关键，既要策应晋察冀、晋绥作战，又需承担配合与支援刘邓和陈谢大军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的战略任务，甚至还要担负牵制胡宗南部、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的繁重任务。

不过，最关键的一点，还是教员寄希望于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留守部队，能够独立完成消灭阎锡山晋绥军并解放山西的内线作战任务。

尽管用一个兵源、后勤几乎被掏空的军区部队从“土皇帝”阎锡山手中解放山西，这在所有人看来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一个目标，但教员却坚信有且只有徐向前能完成这一重任。

随即，走马上任的徐向前便着手改编地方部队，先解决兵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具体来讲：

虽然新组建起一支5万余人的战斗部队，但除了主力8纵有老部队的战斗基础外，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升级，只会打游击，其他战法统统不在行。用徐向前的话讲：

更让徐向前尴尬的是，由于野战军机关随刘邓主力南下，新配备给晋冀鲁豫军区的干部不仅数量上捉襟见肘，且大都是以滕代远、薄一波等政工干部为主，军事指挥几乎全部依靠徐向前一人。

时间紧，任务重，大规模的练兵显然不合时宜，徐向前最终横下一条心：以战练兵。

1947年秋冬之交，徐向前率部三打运城，一举歼灭晋绥军守敌1.3万余人。

阎锡山虽然对这位同乡兼学生的解放军统帅非常了解，但却怎么都不会料到，对方竟能以一支新组建的偏师顺利攻坚晋东门户运城，更不会料到徐向前的下一个目标会是有着“铜墙铁壁”之称的战略要地临汾。

多年来，临汾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内外两重防御体系极为坚固和严密。此外，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射火点，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内外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

临汾城的2.5万人守敌中，既有胡宗南第30旅2个团及1个炮兵营，又有阎锡山第66师和8个杂牌团。守城总指挥是以嚣张跋扈著称的晋绥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

为固守临汾城，梁培璜给部下下达了死战不退的命令，堡垒式的坚城外加拼死一搏的守将，一度让徐向前也不得不重视并承认：

在扫清临汾外围的第一阶段，我军在历时22天的战斗中虽基本扫清临汾周围据点，但攻城计划却未能如期实现。晋冀鲁豫军区歼敌3000，自身代价也同样超过3000，双方伤亡比例达到1:1。

以我军杂牌对战晋绥军王牌主力，这样的伤亡代价固然是可喜的，但对徐向前而言，透过外围战场上付出的代价不难预测，整个临汾战役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因此，全军总攻前，徐向前做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场反思，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对敌工事特点及顽抗程度估计不足，速战速决的心理让兵力使用不集中，主攻方向来回变换；二是干部指挥轻敌急躁，只擅打莽撞仗而不善于精心组织战斗，灵活克敌制胜；三是步炮协同缺乏经验，坑道爆破、炮火射击、步兵冲锋未能有效结合，不仅杀伤敌人收效甚微，反而徒增部队伤亡。

实战练兵的核心在于边打边练，而徐向前的拿手好戏也正在于此。偏偏在这个节点上，教员连续致电徐向前，让他抽调3个旅兵力布防在太谷一带，牵制晋绥军与傅作义部联合进攻石家庄的军事行动。

形势紧迫，徐向前决定另辟蹊径，由临汾城东和城南挖掘破城坑道15条和掩护坑道40余条，利用坑道接近城垣，爆破登城。在炮火轰击和坑道爆破声中，临汾东城最终被炸开2个三四十米宽的缺口，突击队率先登城并引导后续部队相继攻入。

历时72天、歼敌2.4万余人的临汾战役以我军胜利而告终。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

三打运城，解放临汾，徐向前硬是将一支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军训练成为攻坚劲旅，并贡献出了8纵23旅“临汾旅”这样的荣誉部队。对临汾战役的经验，教员十分重视，战后立即向其他部队作了推广：

1948年5月，鉴于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态势，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下辖3个主力兵团，而第一兵团班底正是徐向前从晋冀鲁豫带出来的“偏师”。

值得一提的是，两大军区的财政、人事、后勤等事务机关虽已合并，但军事方面，徐向前仍享有对第一兵团的独立指挥权，而聂荣臻则指挥由杨得志、杨成武率领的第二、第三兵团作战，双方在军事上遥相呼应。

不过，这样一个在军事和人事上看似都很合理的安排，仍旧免不了意外插曲的出现。

与傅作义在华北的50万大军相比，杨得志和杨成武两个兵团与之对峙显然有些勉强。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杨得志主动向教员求援，希望能调徐向前兵团前往配合与傅作义作战。

巧合的是，彭老总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西北发来电报，请求调徐向前第一兵团前往关中，配合西野发起的渭北战役，对胡宗南进行一次歼灭性打击。

此时的徐向前也很尴尬，自己已率兵团主力北上发起晋中战役，一时难以脱身，更别提支援华北和西北两头了。关键时刻还是教员出面，用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作出了回应：

很明显，在教员看来，华北、山西和西北三大战场同等重要，任何一支主力部队都不宜大动，应该独立解决各自辖区内的困难和梗阻。

“各自为战”虽是一招险棋，却也是教员对徐向前的充分信任。而独撑山西战局的第一兵团，也的确做到了险中求胜。晋中战役歼敌十万后，徐向前挥师抵达太原城下，形成了瓮中捉鳖的态势。

可也就在一切向好发展时，徐向前却因旧病复发不得不退出太原战役的一线指挥岗位，交由彭老总继续指挥。为避免影响军心，彭老总在此后一段时间继续延用徐向前的作战方案，一切有关的命令和布告也都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太原战役尘埃落定后，第一兵团被划归一野指挥，番号也更改为第十八兵团，相继参与了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四川等战略任务。圆满完成了解放战场上的使命。

就这个意义而言，徐向前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