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陪尼克松访华以后，被教员的书房深深震撼，他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地上桌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地，而不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毫无疑问，教员是爱书的人。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员就希望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收集起来，给他配置一座私人图书馆。但因为两家公司出版过的书实在太多，收集难度太大，教员的心愿便没有实现。

后来经过田家英等人的整理，到六十年代的时候，终于给教员搭建了一座小型图书馆，拥有数万册藏书。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的全集以外，这座图书馆里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文史哲书籍，甚至还有部分《永乐大典》影印本，可谓是包罗万象。

再过十余年，教员的图书馆进一步扩大，藏书达到1万余种、10万余册。

就这，教员仍不满足，经常让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书。

为满足教员的读书需求，工作人员便在北京图书馆换新证的时候，专门给他办了一张借书证，编号为第一号。

这么多书，教员读的完么？

教员的工作很忙，但读书这件事，他还是要抽时间去做，尽量保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补充更多的知识。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这份专注力，让人叹为观止。

1958年的几件事，同样可以证明教员的读书热情。

3月，教员到成都考察，刚安顿下来，他就向四川的同志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书籍资料，然后在这些书上批划圈点，了解四川的风土人情。

7月，教员参观了某部的机床展览，非常高兴，回去就让工作人员给他找来《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用两晚的时间读完。

9月，张治中陪教员外出考察，路上见他在读一本冶金工业的书，便问道：“你也钻研科技的书吗”，教员微微一笑：“文白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11月，苏联发射火箭成功，教员立即要来几本和火箭、人造卫星、宇宙相关的书籍资料，苦心钻研。

除了日常用书以外，教员甚至读佛教的《六祖坛经》、基督教的《圣经》，并要求相关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析伊斯兰教经典。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很多信教的人民群众，想真正做好群众工作，便要对宗教有所研究。

教员读书不仅广博，还很深入。

他曾亲口对人说过，《红楼梦》读过五遍，《资治通鉴》读过十七遍，每当遇到问题就翻出来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以说，教员读书，正应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的儒家理学方法论。他能用渊博的智慧做出前无古人的功业，与此有很大关系。

尽管教员博览群书，但从他的阅读习惯来看，大部分书都是为工作服务的工具书，读完就放鲜有留恋，唯有读史是保持终生的爱好。

教员最爱的一本史书，是《资治通鉴》。

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教员就读过乾隆皇帝亲自批阅过的《御批通鉴辑览》，后来他得到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又用半生时间反反复复的读了十七遍。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因为《资治通鉴》多达300万字！可见教员在对这部书的研究中，下了多大的心血。

除了酷爱《资治通鉴》外，教员也博览其他史书，人到中年时，他收藏了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整整读了24年，并在空白处做了数千处批划，内容包括历史人物评价、治国政策优劣、战略战术解析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关联等等。

很多人为读史书不能要领而苦恼，那教员又是怎样读史书的呢？

其实，教员读史书也是有方法的。

教员读史书有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不一味否定、也不盲目相信，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历史上的各种事件。

他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谈过这个问题：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纲举而目张，有了趁手的工具就能少走很多弯路，读史书就不至于和普罗大众一样，漫无目的乱读一顿，或者以擦边小故事和阴谋论为乐趣。

接下来，便是分析不同的历史事件，吸取不同的历史智慧了。

读历史的习惯，帮助教员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习惯。

在谈论中国最好的书时，教员晚年曾经感慨的评价：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教员曾感慨自己一生受了很多打击，也许，他感叹司马光不得志时写下了一部大书《资治通鉴》的经历，正是在用此勉励自己。

革命年代，教员屡次受到留苏派的打击，但他没有反抗，始终在维护中央的权威。成为伟大领袖以后，教员又屡次告诫党员干部，要服从中央安排，不要向中央伸手要官。

这两条政治智慧，教员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要从他在《资治通鉴》中的一条批注说起：

《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开篇，司马光认为这是周朝天下崩坏的关键性转折点，在“臣光曰”中评论道：“臣闻天下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纲纪是也。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司马光的观点，教员非常认可，并顺着这条思路，批注了自己的观点：

“下面做的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资治通鉴》记载的大多是政治军事内容，经济、文化、风俗鲜有涉猎，对于这样的体裁排版，教员是这样反思的：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你们说，教员在革命低谷期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抗战时期坚持保留独立武装、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不惜一切代价搞原子弹，和这样的观点有多少联系？

而对其他的二十四史，教员就多有高屋建瓴的批判。

《史记·陈涉世家》里记载，陈胜年轻时和同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等陈胜起义称王时，当年的同伴都来投奔他，却因为他们大谈陈胜的不堪往事，陈胜就把他们都杀了，导致从此再没有人亲近陈胜。

教员在空白处写下两字：“一误。”

后来，陈胜任命朱房掌管人事、胡武负责纪律，这两人依仗陈胜的信任，不仅在国内作威作福，还随意惩处文臣武将，惹得天怒人怨。但陈胜不惩处朱房和胡武，反而更加信任他们。

教员在空白处又写下两字：“二误。”

这两个“误”，说明教员通过陈胜的故事意识到两个问题——

照顾旧相识是拉拢新战友的必要手段，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党派建立统一战线，都是如此。

不能因少数人而得罪大多数，必要时候，极个别违反政治纪律的亲信也是可以牺牲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曾给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封建论》，里面归纳了李世民的治国理政模式——

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外交工作以中国为主）。

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减少娱乐活动专心工作）。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召开研讨会，兼听则明）。

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文章诗词信手拈来，既能修身养性，又能引领文化风尚）。

这套治国理政的模式，教员称为“李世民的四条工作方法”，读了又读、批了又批，反反复复无数遍。从教员的年谱和传记来看，他的日常工作风格，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新唐书·姚崇传》里，记载了唐朝宰相姚崇给李隆基提出的十条政策，教员读完以后，给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的评语——

政先仁恕（为人民服务）

不倖边功（奖励军功但不随意开战）

法行自近（约束亲戚）

宦竖不与政（身边服务人员不参与政事）

租赋外一绝之（不私下收受礼物）

戚属不任台省（亲戚不担任高级职务）

待大臣以礼（营造团结合作的同志关系）

群臣皆可批逆鳞（允许下级批评上级）

绝道佛营造（不搞宗教奇观）

严防外戚（禁止夫人及其亲族干政）

除了在晚年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身边人推上前台以外，其他时期，教员基本能坚持这十条政策的精神。

《南史·韦睿传》里说：“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

教员数次阅读这篇传记，欣然提笔写下一条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同志们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两个务必，和“韦睿作风”是遥相呼应的。

历代史家都说曹操是奸雄、小人、言不由衷，但教员却在《浪淘沙·北戴河》里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并评价曹操是法家、改革派，然后要求史学界给曹操翻案。

他是想借给曹操翻案的机会，为新中国的改革做铺垫。

教员读史书，甚至能从中悟出养生法。

例如唐初名臣马周去世时年仅48岁，教员在《新唐书·马周传》里读到“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的记载时，提笔写了一句：

“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当然，教员读史不全是吸取智慧，也有一些快意恩仇的时刻，例如《宋史·太宗本纪》说宋太宗赵匡义“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教员就评了三个字：“但无能。”

对于百姓感念赵匡义的恩德、请求赵匡义即皇帝位的说法，教员毫不客气的说：“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总之，教员对赵匡义这种没有功劳却要粉饰太平的人，不仅没有一句好话，还要下笔批评，发泄心中的不满。

从教员选择书目和读史批注能看出来，不论读书还是读史，教员都是带有相当的高度。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他才能在读书时抓住主要矛盾，一点一点的长智慧。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政治阴谋，教员读史书肯定目的不纯。

对于这样的说法，教员是知道的，他晚年总结性的说——

“《资治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

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而对宏观的历史，教员也有自己的理解。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专门抽出时间，和参会代表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这么说，其实是想用新时代的革命原理，梳理旧的中国历史，开创新的中国历史。

你能看见多远的历史，就能照见多远的未来。

一棵树长得有多高，要 看它的根扎得有多深，教员的根扎得有多深呢？学者周溯源曾评价：

一代伟人酷爱《资治通鉴》，通读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教员故居里。 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教员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跟教员品读《资治通鉴》，就是从教员的视角，重新审视、解读、感受几千年来影响支配中国人的古老的钩史浮沉，以及这段漫长的历史在教员炉火纯青的点化中升华出来的照耀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智慧。

教员在其故居内，共收藏了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线状本，还有一部是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教员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

而这不个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博大精深，一个人在书斋里穷毕生精力也读不完，但如果只挑一本书来读，那就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用一本书说透中国历史的兴亡得失。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历史上那些最顶尖的人物，已经给了它盖棺定论：

一代名臣曾国藩，熟读数遍，赞它“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 史学泰斗钱穆，称其为学史之人的必读之书。” 梁启超 直言：它是一本帝王的教科书。 清人王鸣盛用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它自诞生，便让后世无数英雄顶礼膜拜，众多最聪明的头脑反复研读。

可以不夸张的说，只要读一遍，便可终身受益无穷。

自问世以来，它便成为历代君王必修的教科书，是政要、精英的案头参考：

朱元璋、康熙、乾隆对其情有独钟；曾国藩说它是经世哲学的最巅峰之作；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专为皇帝打造的“治国教科书”。

记录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计16个王朝的兴衰交替。

那么问题来了：

毫无疑问，它能帮领导者通晓历史兴亡得失，学习治国理政，那么，对普通人有什么阅读价值呢？

读《史记》多了，人会热血沸腾；读《通鉴》多了，会考虑做大事前......先学一点逻辑思辨。

我太认同了。

如果说《史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那么《资治通鉴》就是帮助我们洞悉人性，看透人心的“处世宝典”。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田忌赛马》，大家中学都学过，田忌采纳孙膑的妙计，三局两胜，赢了齐王。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和书上记载的差不多。

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却加了一段《史记》中没有写的话：田忌赢了赛马，出了风头，却遭到“小人记恨”。

这句话，一笔点出了田忌后来的悲剧命运……

贵为齐国相国的邹忌，却因为嫉妒田忌之才，派人假冒田忌占卜测大业。

在古代，朝廷重臣，私自占卜是大忌讳，于是，田忌被诬陷起了谋反之心。齐威王便质问田忌是何居心去占卜，田忌难以自证清白，一气之下，竟举兵攻入都城要捉邹忌复仇，结果战败而逃......

这个英雄失意的结局，忽然让这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教育意义。

而这正是《资治通鉴》被历代帝王将相视为枕边之书的原因——

比起个人的奋斗和传奇，它更尊重史实，更探求历史之上的规律和智慧，更希望我们看到历史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和成败定律。

我想，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可能内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理想，就是这一生要通读一遍《资治通鉴》。

从处世的性情上来说，当千万人的生死，国家的兴亡，家族的起落，就被你一页页翻过，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读史，会让人胸襟更旷阔，变得更豁达、更有气度。

从做事的决策力来说，当你看到绵延千年的兴衰成败、新旧交替，众多历史上最顶级的人物一生的崛起之路和血泪教训，再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你会更有远见和魄力。

从做人的格局来说，当你冷观1362年的历史棋局，翻阅16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你会站在更高的角度，看懂时代的风卷云涌，功名利禄。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资治通鉴》原著的文言文实在晦涩难懂，让大家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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