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海风带着咸味吹着，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女人被押到枪口前，她忽然冲着刽子手笑了一下，说，对准心口打，别浪费子弹，那些兵的手抖了，没人知道这看着温顺的妇人，曾把一船军火塞进嫁妆箱，用织毛衣的银针藏过电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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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朱枫生在镇海一个做生意的家庭，本该捧着珐琅食盒，听人唱评弹，做个小姐，可她十八岁那年，攥着父亲当掉钱庄股份换来的银票，走进了宁波女子师范的教室，在《新青年》发黄的纸页里，她第一次听见“中华民族”这个词，后来她教小学生唱《松花江上》，把歌词一针一线绣在绣绷上，让倭寇的探子看不出半点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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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陈绶章走了，她一个人带孩子，日子更狠了，把翡翠镯子换成了子弹，穿着高开衩的旗袍往日军俱乐部钻，上海滩的帮派人都知道朱太太从不带保镖，黄包车夫能替她传话，菜场卖鱼的也能帮她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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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天，四十四岁的朱枫在香港接到一项秘密任务，扮成台湾富商太太潜入台北，她在镜前一遍遍练打麻将时的兰花指，把微型胶卷缝进旗袍的衬里，每天清晨提着菜篮出门买菜，没人知道篮子里藏着国军的布防图，直到叛徒蔡孝乾在刑场前夜说出了暗号，她被捕时还在用绍兴口音哼着越剧，想让审讯的人以为她只是个普通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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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她的骨灰被轻轻放到镇海烈士陵园，孩子们还在讲那个故事，有个穿红袄的阿姨，卖了首饰换手枪，却总偷偷救下受伤的日本俘虏，如今我们走过菜市场，不妨想想那些把平常日子过成惊险事的人，他们的每一天，都在刀尖上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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