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一封标着“绝密”的信件，寄信人是铁道部公安局。

信里提到，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原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可能还活着，化名吴博哉，藏在北京鼓楼湾一带，甚至还附上了具体的地址。

这封信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公安局的平静。

冯基平马上召集人手，把任务交给了侦查员温振海。温振海带着几个同事，直奔鼓楼地区摸情况。他们先去了当地派出所，翻看了户口底册，发现旧鼓楼大街4号住着个叫吴博斋的老人，69岁，跟信里提到的吴博哉名字差一个字，年龄也对得上。

温振海心里有了底，但没急着动手，而是假装找人，敲开了吴家的门。

屋里躺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人，腿脚早就动不了，靠家人照顾着。温振海随便问了几句，退出来后又找邻居打听了一下。

街坊们说，这个“吴老头”年轻时好像是个大官，后来瘫了，十几年没出过门。温振海把这些情况报了回去，公安局觉得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但还得再核实一下身份。

他们从接收的北洋政府档案里翻出了1927年的记录，果然找到了吴郁文的名字。他为抓捕李大钊有功，还被张作霖赏了个二等文虎勋章。

这下证据确凿，吴郁文跑不掉了。

身份确认后，公安局内部却有了分歧。有人觉得吴郁文都瘫成这样了，抓他干啥，死了也就死了，省点力气得了。但更多人认为，李大钊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他的血不能白流，凶手逍遥了24年已经是天大的不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人，绝不能放过。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管着全市的大事小情。他听完汇报，气得拍了桌子，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抓！”彭真心里清楚，李大钊的牺牲对中国革命有多重要，当年那些凶手害了人还能活得好好的，这口气咽不下去。他态度一锤定音，公安局立刻组织了抓捕行动。

1951年6月20日，执行科科长杨永宣带队去了吴郁文家。几个人进了屋，直接把逮捕令往床头一放，把吴郁文从床上抬起来塞进车里。

吴郁文原名叫吴博斋，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早年在日本学过侦察技术，脑子挺好使。1927年，张作霖占领北京，把共产党人当成眼中钉，尤其是李大钊，因为他影响力太大，早就上了黑名单。

吴郁文那时候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手下管着一帮特务。他靠着自己的本事，收买了一个叫李大成的共产党交通员。

这家伙经不住诱惑，把李大钊藏在苏联大使馆兵营的事儿供了出来。吴郁文拿到了情报，马上动手画了兵营的地图，制定了抓捕计划。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带着540多个警察和宪兵，气势汹汹地闯进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和其他14个共产党人一锅端了。

李大钊被抓后，受尽了折磨，但始终没屈服。同年4月28日，他被秘密绞死在德林监狱，年仅38岁。吴郁文因为这事儿立了功，张作霖给了他勋章和赏金，算是风光了一阵子。

后来，他继续帮北洋政府干了不少脏活，比如镇压学生运动，抓捕进步人士，手上沾的血可不少。北洋政府倒台后，吴郁文隐姓埋名回了北京，靠着早年攒下的钱过日子。

吴郁文被抓后，公安人员在他家搜出了一枚二等文虎勋章，这东西直接坐实了他的身份。

不过，吴郁文身体太差，抓回来没多久就病得不行了。政府没急着判他死刑，先给他治病，想让他多活几天，把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

1953年5月17日，吴郁文在看守所里咽了气，算是自然死亡。他的死没让人生出多少同情，反而让人觉得恶有恶报。

除了吴郁文，公安局还顺藤摸瓜抓了其他几个凶手。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后来投了案，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跑到了上海，1952年被抓住，判了死刑；还有个叫陈兴亚的，也在镇反运动中落网。这些人一个都没跑掉。

1951年的这场抓捕，不光是抓了一个吴郁文，更是新中国对历史罪行的清算。李大钊的死，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他的精神激励了无数人。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不到。吴郁文瘫在床上24年，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结果还是被揪了出来。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他们流的血不会白流，总有人会替他们讨回公道。

参考资料

“骨朽人间骂未消”——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的下场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