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晚年在瑞士维斯普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阿多诺是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左翼思想家，塑造了德国乃至世界20世纪60年代之后批判理论的版图。阿多诺的全部著作和重要通信收集在由他的学生蒂德曼主编的《阿多诺文集》（20卷）以及正在出版过程中的《阿多诺遗著集》和《阿多诺通信集》之中，由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

论否定之否定

在上一讲中，我开始着手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否定辩证法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必要的，以及鉴于否定性在辩证法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是否不是同义反复——各位应该还记得。首先，我简略地提出了为这一 反对意见辩护的因素，正是通过那些因素，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构想中思维自身被等同于否定性。但现在我想至少暂时性地尝试，向各位作出对这一非常重要的反对意见的回应。各位必须明白的是，黑格尔的理论在哲学史上被冠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名称并非偶然，它与作为主体性的否定性概念背道而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这个否定性概念并不是最终结论，相反，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用非常时髦的话说，是肯定的辩证法。各位必须首先记住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事实——这么说吧，容我指出一个还在第一学期、刚从中学升上来的新生的情况——那就是在算术中学到的负负得正，或者换句话说，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是肯定之物，是确定之物（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这实际上是黑格尔哲学普遍依据的假设之一。如果各位最初是外在地在三段论图型意义上来理解黑格——关于这个图型我在上一讲向各位说过一些黑格尔的不友好之处，那么各位将碰到这样的思想过程，即否定之否定是确定。这里所指的东西，或许能够在黑格尔对他称之为抽象主观性的东西的批判上最好地揭示出来，这个批判是他通过在这种抽象主观性的对立面树立起来的社会客观性的建制和形式来实现的。这个思想已经在《精神现象学》中被反复提出了，尽管其重点大相径庭，之后又以我刚向各位说过的非常明显的形式出现，首要地是在《法哲学》中，这个思想就是，主体，作为批判既定制度的思维主体，首先是精神解放的因素；并且主体，作为走在从单纯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道路上的精神解放的因素，陈述出其关键性的诸阶段。这是说：在这里达到的这个阶段，在其中精神将客观性，尤其是社会的客观性对置为独立的和要紧的东西，这个阶段首先被承认为必然的因素。但是黑格尔会指责精神，说它由此限制了自己，由此目光短浅；它将一个因素，即在其抽象性中的精神提升为唯一真实的，并由此产生如下误解，即这个抽象的主体性（其典型如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主体，但在一定程度上，费希特自由的本原行动的主体性同样也是）——也就是，主体性将自己绝对化为一个单纯的因素；它罔顾这样一个事实，它自己应该归功于它本身的实体，归功于它的诸形式，归功于它按照其定在的客观形式，归功于社会的客观定在；只有它将表面上与它无关的甚至是压制性对立的制度理解为同它一样的东西，只有它将它们理解为主体性并在其必然性中理解它们的时候，它才获得自我意识。因此，且不说是决定性的转变之一：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狡计在于，单纯的自为存在，这是说：批判地思维着的、抽象的、否定的主体性——事实上在这里才出现否定性的概念——必须否定自身，必须内化它本身的限制性，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它否定的肯定性中，也就是在社会、国家制度，在客观的和最终绝对精神的制度中扬弃自身。

那种肯定的否定性大约都是这个模式：否定之否定作为新的肯定（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它就作为一个模式建构起了黑格尔的哲学。顺便说一句，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但依我看来在黑格尔阐释中其含义还完全没有得到澄清的特征是，尽管它是一种极其动态的思维，因此它不能将范畴看作固定的，而是看作生成的（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ｅ），由此也是变化着的；但实际上它在自身中包含着无限多个不变的概念结构，包含着比它承认的要多太多的不变之物。这些不变之物，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哲学的意图相左，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如下事实之中，即某些论证的类型——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精神现象学》中，不断再现。我是这么认为的——考虑到各位之中会出现未来的专业哲学家，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相信，我已经多次指出这一点——，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即通过对论证关联的重复，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出指示性的恒常之物。我刚刚向各位说明的因素，就是这样的一个恒常之物，各位总是可以在黑格尔那里以不同的形态不断发现它；特别是在黑格尔那些与内容性事物有关的，因此不是与逻辑或自然哲学的单纯范畴相关的部分中发现它。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具有某种关键特征，这个特征或许与我今天希望各位理解的东西相反，那就是这个否定之否定，这个被黑格尔设定为肯定性的东西，在它确切的名称之下，在实定性或实定之物名称之下，在诺尔（Ｎｏｈｌ）所称的《神学青年著作》中遭受了青年黑格尔最严厉的批判。这些青年著作的核心内容是对实定性的攻击，尤其是对宗教和神学的实定性的攻击，在这种实定性中，主体不是在其自身的存在，它是与主体相对的陌生之物和物化之物；并且这些作为物化之物、外在之物和各别之物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是绝对之物，但这些范畴却作为绝对之物出现：此外，后来黑格尔既没有放弃也没有否认这个思想，而仅仅是重新解释了它。他总的来说很少放弃或兑现他的动机，相反只是转变了重点；虽然有时候是以一种赋予它们完全相反的意义的方式。

我向各位简述的论证，各位仍然可以在整个后来的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规划中找到，比如在我刚刚给各位指出的，在所谓的“差别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中再次找到。因此，根据这个批判，相对于单纯思维着的和确立于自身之上的主体性的否定，肯定性在《法哲学》中得到了辩护；的确，我们今天可以说：这种强制的情况实际上是埃米尔•涂尔干的术语社会约束（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ｅ）所描述的情况的表达。现在黑格尔正确地指出了，制度是对批判着的抽象主体性的批判，这就是说，它是必要的——更确切地说，对于主体维持自身而言它也是必要的。单纯的自为存在、相信自己是建立于自身之上的主体的直接性，事实上只是一种单纯的幻觉。实际上，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是政治的动物，即他们只有依靠社会，并且最终只能依赖被设立的社会建制才能够生活，之后人们才将自身作为独立的和批判的主体性与社会建制对立起来。必须首先强调的是，黑格尔通过对假象的批判，即一个次一位的东西，也就是向来本己的自身和他的意识，现在据说事实上也是绝对基础的和首要的东西，通过对这个假象的批判，黑格尔在对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洞见上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种黑格尔的洞见，我们今天向各位指出的那一种社会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因此我说，他摧毁了主体的自在存在的假象，并表明它自身就是社会客观性的因素。并且，他进一步推导了这种必然性，即与这种抽象的主体性相对，社会因素应该作为更强有力的东西得到贯彻。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恰恰必须开始着手对黑格尔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思考，这些思考真正来说是为一种否定辩证法这个表述作辩护——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事实上被表述为必要的条件，以及抽象主体所从属的客观性是否事实上是更高的东西；或者它是否仍然是黑格尔年轻时候批评的东西：外在之物、强制性的集体；是否向这个被信以为真的更高的机关的撤回，并不意味着历尽苦痛才终于赢得了其自由的主体的倒退。一种强迫机制将主体性和思维与跟思维相对立的客观性结合起来，鉴于存在着的依存关系，并且鉴于（我想说）事实的逻辑，它之后会导向客观性的胜利；无法看清的是，为什么通过对这种强制机制的洞见，这个客观性就必须被必然合理地维持。这其中有一个违背良心的因素，这是我在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争论中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东西；他那时正好与他所在的政党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跟我说，他的政党对他的处理是对的，即使他在他的思维和论证中对政党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政党代表了客观的历史状态（Ｓｔａｎｄ），而对他来说以及根据纯粹的思维逻辑，他的更进步的状态是落后于这个客观状态的。我想我不必向各位描述那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它仅仅意味着，更成功的、自我实现的和被普遍接受了的东西，在辩证法的帮助下，相较于由此看透了虚假性的意识具有更高的真理地位。实际上，东方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动机塑造的。这会进一 步导致意识自己阻断自己，放弃它自己的自由并且简单地使自己适应更强大的阵营。在我看来这个行动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一般而言——我现在只使用一个这样的模式向各位举例说明——这个命题，即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性，是肯定，是确定，并不能成立（的原因）；否定之否定不是，或者不会自动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导致肯定性。今天，人们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一方面人们私底下深感所有的东西都是可疑的，另一方面，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之对抗，或者可能事实上没有能够与之对抗的东西，在普遍流传的意识之中——与黑格尔批判的抽象主体性或抽象的否定性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 一些像抽象的肯定性的理想的东西，其意义各位已经通过卡斯特纳那可敬而又相当具有男子气概的（ｒｅｃｈｔｖｉｒｉｌｅｎ）的机智熟悉它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卡斯特纳先生，肯定的东西在哪里呢？”毫不隐瞒地说，在我看来，肯定性概念的可疑性首要地产生于流亡生活之中，在那里人们必须在十分极端的关系中使自己适应社会压力，然后为了能够作出这种适应，为了使对他们具有强制性的过高要求成为合理的，例如鼓励地说——他们如此有条理地被打上了记号，就像他们必须完全认同攻击者一样：是的，他或她是如此积极……这意味着，一个有文化教养和灵魂细腻的人卷起袖子洗碗，或者做其他据说是对社会有用的工作。所有的东西越是溶解在对意识而言实质上是预先给定的内涵中，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能够从中借鉴的就越少，所有意识形态就必然变得越抽象。对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仍然是这样一个种族，即使是最愚蠢的人实际上都已不再相信他们。我认为，在倒退的意识形态的下一阶段中，它将是单纯的肯定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应该相信它，就像人们认为婚姻广告中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的表达是完全值得特别推荐的一样。我甚至知道有一个叫“积极生活态度联盟”的机构。并不像各位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我虚构出了这么个东西，并不是这样，它是实际存在的。毫无疑问，这个“积极生活态度联盟”实际上变成一种训练，通过这个训练，人们可以丢掉比如他的语言障碍，并十分愉快地变成一个在上帝和他人面前能干的卖家。这就是从肯定性的概念中产生的东西。在它背后的是如下信念，即积极的东西自在地应该就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东西，而无需询问被接受为积极之物的东西是什么；以及是否由此简单地得出错误结论说，存在于此的东西和在被设定、在此存在着的意义上是肯定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可避免性就被包装上善的、更高级的和赞同价值的属性——那些属性与“肯定的”这个词产生共鸣。如果允许我作一些语言形而上学的计算，那么十分重要且有趣的是，肯定之物这个概念的确具有双重含义。也就是说，一方面被给定的、被设定的和在此存在着的东西是肯定的——就像人们说实证主义是遵循数据的哲学那样。但同时具有赞同价值的、善的、在某种方式上是理想（Ｉｄｅａｌｅ）的东西也应该是肯定的（积极的）。我认为，词语中的语义星丛极其确切地表达了在无数人类意识中发现的东西。此外，在实践中也是如此，比如当有人被告知“肯定性的批判”是必要的；这就像我几天前在莱茵地区的一个酒店对酒店经理说的，他应该为了隔绝可怕的噪音而安装双层窗户，除此之外，他的管理是非常好的；他之后向我解释，纵然有诸多更好的理由，但装双层窗户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他说：“但当然，我总是非常感谢肯定性的批评。”当我谈到否定辩证法时，我丝毫没有简单地将肯定之物拜物教化这种动机，但我认为这种拜物教化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并且与某些哲学思潮的进步相关，对此这些哲学思潮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想要以最为尖锐的方式与之相区分。必须问的是，什么是被肯认的，什么应该是被赞同（ｂｅｊａｈｅｎ）的，以及什么应该是不去赞同的，而非“是”（Ｊａ）本身已经被提升为一种价值，就像尼采在所有对生活的说是（Ｊａｓａｇｅｎ）中展示的那样，那无疑同样是一种抽象，叔本华那种对生活的说不也一样，尼采的相关段落就是针对叔本华的这种对生活的说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可以辩证地说，恰恰是那种作为肯定之物出现的东西本质上是否定的东西，也就是有待批判的东西。这就是否定辩证法的构想和术语汇编的动机，本质性的动机。

我现在就这个模式向各位所作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全部结构的特征，甚至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他的哲学的总体性的特征：就是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或关键点所在，所有包含于这个哲学中的诸否定的总概念（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不是作为它们的总和，而是作为它们共同构成的过程——应该变成肯定性，在这个著名的并且各位都熟悉的辩证法命题的意义上变成肯定性，即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正是这一点，也就是辩证法的肯定性是整体的肯定性；因为即便直到整体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理性（Ｕ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的，人们仍然能够将整体认作是理性的——由此整体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但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已经变得站不住脚了。１９世纪黑格尔的实证主义扁平化（Ｖｅｒｆｌａｃｈｕｎｇ）就已经反驳了这一点。但是不得不说，在这个反驳中，它的结论是如此草率，并且完全没有理解，整体的肯定性并不简单地是指所有的一切都极好地被安排好了；而毋宁说，正是这个肯定性的整体，它无限地在自身之中得到中介——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实证主义哲学在１９世纪对黑格尔的普遍命题的批判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在今天，这个肯定性的假设，即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存在着的东西有它的意义，已不再可能了。因此存在者的总概念在一种其他的意义上被证实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切都应该通过一个确定的、自身统一的原则，即自然统治的原则来解释——这已经变得绝对不可能了。我不知道，在奥斯威辛之后不再能够写诗这个说法是否还应该维持。但在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不能再严肃地说，一个在其中写诗的世界曾是可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天都面临着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新危险，我想起了越南，很可能这种危险此刻就在发生，说这样一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对于现实的这样一种整体状态，人们据说能够断言，它是有意义的，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玩世不恭和轻浮，是的，让我告诉各位：即便在前哲学经验的意义上这个想法也不应该被持有。一种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的哲学，是带有精神的愚蠢傲慢的哲学，这种精神没有在自身中接纳现实，这种哲学会如此断言：尽管如此，它还是一种意义（Ｓｉｎｎ）——在我看来，对于一个还没有完全被哲学弄蠢的人来说（因为与哲学的许多其他功能一样，它毫无疑问能够成功地行使让人变愚蠢的功能），这个意义并不值得期待。在这种关联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第三帝国骤然崛起之前不久，在一个我和蒂利希共同开设的初级讨论班中，一位女同学曾非常激烈地反对生存意义的概念，当她说，“生活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意义”时，已经能够听到研讨班上的纳粹—少数派十分激动地表示不满。我并不是想说，纳粹的叫嚣证明或者反驳了什么，但它毕竟十分典型。我想说，对于思维与自由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点（Ｎｅｒｖｅｎｐｕｎｋｔ），即它是否能够忍受认识到一种给定的现实是无意义的，能够忍受在其中精神无法重获自身；或者是否意识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如果不一再劝说自己相信一切都井井有条，就根本不再能够自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将肯定性当作所有否定的总概念的理论建构已经不再可能了——除非哲学希望将其与世隔绝的那个坏名声变成荣誉，如果它表现出与世界特别亲密的关系，并给予这个世界以某种肯定性的意义，那么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值得这个名声。

通过我所说的，各位应该已经明白，辩证法的概念、否定辩证法的概念将是批判的——这也应该证明“否定的”这个术语选择不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它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像晚期黑格尔要求的那样，在所有的否定中找到确定之物，而是相反——它必须以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确定之物。在此我想首先以一种完全一般性的方式提出这个论题，即我必须向各位阐明其要素和理念的否定辩证法，在本质上与批判理论是同一个东西。我认为，批判理论和否定辩证法这两个术语指称的是相同的东西。确切地说，或许有一个差异，那就是批判理论实际上只描述了思维的主观方面，因此它指称的正是理论，而否定辩证法不仅仅勾画这个方面，而且也描述它遭遇到的现实；因此过程并不仅仅是思维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在事物自身中的过程——这是十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这个批判特性应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因素。首先是我在上一讲中已经试图向各位阐明的那个因素，即概念与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因素——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稍后还会谈到这一点。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命题其实是唯心主义思维的命脉，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传统思维的命脉；这种对概念和对象的同一性的主张与现实本身的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否定辩证法作为批判首先意味着对这种同一性主张的诉求，这个诉求当然不能运用在坏无限中的每一单个事物上，它只能运用在本质性结构上，而哲学的兴趣发现这些结构与自己相对立，并通过哲学的主题对之进行中介。此外，辩证法作为批判，意味着对作为绝对第一者和绝对承载者（Ｔｒａｇｅｎｄｅｎ）的精神的实体化（Ｈｙｐｏｓｔａｓｅ）的批判。我记得，在流亡期间我曾有一次向布莱希特提出过这个思想（即辩证法是对哲学的批判），布莱希特对此的反应是（他当时想到的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思想通过讨论早就已经了结了，由此人们将思维转回到一种分歧，而这种分歧已经由于虚幻的历史进程而过时了。这个观点我不能认同。一方面，在我看来，他利用的著作，即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在对精神的实体化或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的意义上，完全无法实现它的理论意图，相反它是一部彻彻底底的教条主义著作，它只是不断地用斥责和类似的方式提出论点而完全没有进入论证的关联。我认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如此可疑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它一度希望成为的东西，即更高意义上的科学，真正最先进的知识状态，这一事实与这种教条主义息息相关。但除此之外，我相信，现在有太多的理由对精神的实体化进行真正的哲学批判，因为对哲学来说，它自己的中介就是精神；就它自身而言，哲学只是并永远只在精神之中运动——精神的这种实体化是不可抗拒的东西。我相信，每一个真正体验过伟大哲学的人都会认识到精神第一性这个命题的暴力，就像它被包含在每一种所谓的第一哲学（ｐｒｉｍ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中那样。一种逃避这种经验的思维，不是在这种经验变得可疑之后，对其自身来进行衡量，并用其本身的力量使之运动起来——任何一种这样的思维都是非常无力的。各位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思维发生在概念中，概念的器官，也就是意识从一开始就在一种优先位置（Ｐｒｉｏｒｉｔｔｓ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上被操纵；即使是在最轻微的意义上承认精神的优先性，无论是在作为感性数据被给予精神的给定性的形态中，还是在范畴的优先性的意义上，即使只是受到这个原则最为轻微的影响，事实上也无法再从中脱身了。黑格尔巨大的威力，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对之印象深刻的那种威力，天知道我对它是多么地印象深刻，以至于我意识到，我在这里向各位阐释的思想，至少在倾向上，没有任何一个不是也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中的。

（选自《否定辩证法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