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知远采访蔡澜的一段对话中，蔡澜说道，研究美食对他来说的确有逃避现实的因素。

许知远不信邪，说，他觉得还是能（对社会）有那么一点改变的。

蔡澜笑道，什么都改变不了，以后你就信我了。

“摆个龙门阵，只谈美食，不论政治”。这是蔡澜开通微博时的“自我定义”。

所以他对许知远说：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三十几岁，我已经回来在香港，我已经明白，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

接下来他们的对话是这样：

“许知远：那这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蔡澜：有。但是不讲了。

许知远：我觉得应该讲的，我希望您有一天写出来，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对您自己也重要。西方有很强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传统，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决，但也会解决一部分。

蔡澜：解决不了。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每个人都曾面对过的重大命题。“个人似乎能改变社会”其实是种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本能，或者说天然的意识。

尤其是，当这种意识伴随着年轻时候的荷尔蒙、天真气，总是很容易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通常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到了三十岁以后，除了家庭和工作的牵绊，很多人的心也已经坠下去了，正如蔡澜所说，基本上都意识到了“个人无力改变现实”的残酷性。

蔡澜是找到了逃避的空间，而且那个空间足够大，但我们呢？

很多年轻人向蔡澜提问，寻找人生的答案，其实都是找错了。正如蔡澜无法给许知远一个确切的答案，他也不可能给其他年轻人更好的回答。

蔡澜就是蔡澜，他只是一个孤例，是他自己。

试图改变社会，不仅危险，也是很累的。就连内心强大如鲁迅、思辨清晰如胡适，也经常显露出疲态或者“破罐子破摔”的心境。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鲁迅，想必也是彻底厌倦了那一切——每天写写写，有用吗？

鲁迅经常产生自我质疑，从他的文章中能看出来。

第一个质疑是，那些人究竟是否值得拯救？“铁屋中呐喊”的结果，是庸众们对他的攻击，抱怨他让众人看到了光明的世界。

第二个质疑是，对自己来说值得吗？鲁迅因为写现实批判的杂文，耽搁了很大一部分才华，小说产量比较少。

相比其他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作家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鲁迅真的选择“躲进小楼”，他成为第一个拿到诺奖的中国作家，几乎是一种必然。

更可悲的是，他确实几乎没有改变什么。

一百年过去了，阿Q还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盘。

如果鲁迅遇到蔡澜，二人恐怕要有一场激烈的争辩。但目前来看，蔡澜赢了。

蔡澜其实并非精致利己主义者，他只是的确看透了；他是先经历过政治运动，才选择了遁入虚无。

鲁迅则始终无法割舍他的“投枪”。

许知远是一个保持了“年轻气”的人，蔡澜给他的回答并非“指点”，而是一种无奈的慨叹。

这其中没有谁有错，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

选择燃烧，没有错。

选择苟且，也没问题。

不要认为那些燃烧者是“不值得”或者“没想通”，也不要觉得蔡澜这样的人是“胆小鬼”或者“缩头乌龟”。

每个人的人生价值，是每个人自己给的。

蔡澜的优雅之处是，他从不指点别人——你应当这么做。

所以对许知远，他是尊重的。也许在他内心，尚存一丝悲凉的慨叹，或者说遗憾。毕竟，“想要改变世界”的英雄梦很多人都有，而蔡澜选择“遁入尘世”，到底还是有无奈。

香港四大才子，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都有不同。这恰恰就是人生的丰富性。

我们最应当感到遗憾的，不是关于蔡澜的离去，而是“四大才子”这种自由烂漫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当下这个被权力与资本二者高度控制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无限趋近于同质化和无聊化，“丰富性”正在消解和退场。

蔡澜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正是最好的时代，催生了蔡澜。

而我们，只能像牛马一样咀嚼着前人留下的灿烂遗产，悄悄羡慕：原来，世界还可以有那么多可能性。

我们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我想，我们将会是被鄙弃的一代。

许知远：小时候看《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肯定还在，不可能丢掉的。

蔡澜：丢掉，丢掉。《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没有了。年纪一大通通没有了。而且发现不值得。

许知远：您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蔡澜：没有什么背叛，每个阶段都不同，那个阶段你就要经过，看你经过得高级不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