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如果刑法中的所有犯罪，不再有罪名，该是一种什么景象？盗窃、诈骗、非法经营……，这些犯罪都不再有名字，仅有关于实施方式和结果的描述，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判决书没法写，老师没法教，人与人交流起来也费劲。可以说，失去了罪名的刑法，就像被挖去眼睛的路人，失去了灵魂，也找不到方向。

但不要认为这是我的胡思乱想。实际的情况就是：刑法本身的规定是没有罪名，也不确定罪名的。罪名都是刑法制定或者修改以后，由司法解释根据刑法规定概括出来的。

曾有意见提出，罪名不是刑法实施中的法律具体应用问题，不该由司法解释解决确定。而应该是立法自身的任务。但考虑到自刑法问世，就一直是由司法解释确定罪名的，并且这种做法没有引起实践问题，这种意见也就没有被正式提上议程。

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都挺好的，基本上都概括了各个犯罪的核心特征。传统犯罪很清楚：故意杀人的，是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非传统犯罪也挺明确：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但如果结合立法习惯、立法技术，特别是实践中的思维惯性考虑，会发现，刑法中不确定罪名，而由司法解释确定罪名，是更稳妥的做法。

一方面的原因是罪名都是高度概括的概念和定义，一旦概括，就难免挂一漏万。“明确、好用，不产生歧义”是对刑法的最基础要求，挂一漏万会导致实践混乱。

所以，所有的法律中，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对某个行为下定义。确有必要的，才会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反复掂量后这么做。

比如：反恐法中对“恐佈”和“极端”两个“主义”下了定义，但采取的是列举的方式。“本法所称的极端主义是下列情形：（一）（二）（三）（四）……”生怕挂一漏万，“针尖大的窟窿，漏进斗大的风”。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人的思维惯性往往循着罪名定犯罪。

以实践中常被滥用的诈骗和非法经营两个犯罪为例。

有观点提出，诈骗罪近来有被滥用的倾向和实际。这主要是因为，所有商业行为都带有些欺骗因素，有的虚构产地、有的夸大功效、有的以次充好。至少不会把进价和成本价告诉对方，要滥用起来，这也算是“隐瞒真相”的欺骗方式。办案机关讨论案件，对存在欺骗因素的，首先就循着“诈骗罪”的罪名去定罪了。这种现象，在没有更合适的罪名而案子又非办下去不可的情况下，更为普遍。

另外一个例子是非法经营罪。有人把这个罪名形象的比喻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一把刀”。早些年，也确实有被滥用的严重问题。近些年，随着对这个罪认识的不断深入和配套司法解释对权力的限缩，这个罪用起来越来越规范了。

为什么非法经营罪会被滥用？是企业，就会有经营活动；有经营活动，就难免有违法违规的因素。证照不全、超出经营范围、虚假宣传、质量不达标等等，这些都是。如果其他罪名不好确定，那就“非法经营”吧。有“非法”，再加上“经营”，就是“非法经营”。

实际上，定哪个犯罪，靠的不是罪名，而是刑法中明确具体的规定。

罪名只是学法用法和找法的索引，不是认定犯罪的标准。没有罪名，刑法会黯然失色。但有了罪名，又在思维惯性上，让人依罪名去定罪。两相比较，由刑法本身确定犯罪具体标准，而由司法解释明确罪名的做法，是很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