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一救出来，靳云鹏拍拍屁股回了鸡公山，至于那两个游击支队，他再没正眼看过一回。

老洋人这下可乐坏了，他打着“剿匪”的旗号，把周边各县的团防一一收编。

至于钱粮，也得有来路。他照靳云鹏那句“就地筹饷”的话办事，理直气壮地敲官府、勒士绅，该给的交出来，不给也得给。

被祸害得最狠的是那些有地有钱的人。他们不敢硬来，便联名上书，递到了吴佩孚桌前。

吴佩孚心里有数，表面不说，转身就下了一道命令：老洋人部即日起东调，赴豫东“就食”，离开豫西老窝。

就这样，这位“就地筹饷”的剿匪司令，被人连夜请出了老巢。

话说到了1923年春夏交替之际，老洋人又挂了个“豫边游击司令”的头衔，堂而皇之地驻扎到了豫东归德一带。

此处不比豫西，经济稍微好些，走南闯北的商贾云集。

归德辖宁陵、柘城、鹿邑、永城等县，按说也归中央，但老洋人不管这个。

他不认官府那一套，照旧令各乡村“交粮交款”。原本一亩地税五角钱，他眼睛一翻，直接提到了一元三角；若有人说“官府未批”，他就翻翻白眼，说：“我就是官。”

那年，大烟虽被明令禁种，但禁是禁，种还是种。地方上官员装瞎，种了就当没种。

老洋人抓住这个空子，号称“护烟苗”，每亩收六块大洋。

军服穿破了？不要紧，他把这“福利”发给了村妇。让人家的女人从白天缝到黑夜，衣服做出来，枪口对着自己。更妙的是，一分钱不付，还当成“贡献”。那些妇女有的忍气吞声，有的夜里偷偷哭。可哭也没用，第二天还得继续做。

这一带本就是苏鲁皖豫交界，乱得比锅底还黑。

大杆小杆林立，三教九流混杂，今天你抢我一回，明天我打你一枪。

老洋人倒也不是莽汉，他不打没准备的仗，私下里把这些土匪都串了起来，分头积粮，备马养兵，说等时机一到，就来个大的。

于是这片地方出现了一个奇景：匪在兵中，兵在匪中，谁也说不清谁是官，谁是贼。

乡间流传一句话：“穿军装的抢你米，穿短褂的拿你命。”

当地士匪一窝蜂冒出来，到村里只讲一个数：每亩交两斗麦。不交？好说，烧房、打人、抄家，一气呵成。

外来的杆子遇到追剿，便往归德一钻，钻进去就像进了佛殿，官军也只能围着转圈子。

城里人挤得满满当当，房租涨得比米价还快，富人跑得跑，穷人留着挨宰。

一个个望着满地兵脚印和断瓦残砖，只能叹气，不敢作声。

吴佩孚对这支“招安出来”的部队向来是不放心的。

他心里门儿清：这不过是一群披了羊皮的狼，改编是缓兵之计。

到了1923年10月，吴忽然下令让老洋人部“入川作战”。美其名曰抗敌，实则送死。

老洋人不是傻子，他当年被招安过一次，差点没命。

这回索性明着抗命。吴佩孚一看，你这老洋人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即借此派兵“平叛”。

老洋人一接消息，便带人反旗再举，南奔北突，三省乱窜，从豫西打到鄂北，再冲到陕南，一路打一路退，累得人仰马翻，伤的死的连数都懒得数。

这时候，他手下早已人心不稳，粮草不继。

土匪们整天靠干粮啃树皮，连牲口都瘦得像火柴棍。

更要命的是，百姓早学乖了，听说匪队来了，跑得比鸟还快。

满地空城，吃不上饭，带再多枪也没用。挨饿几顿，人心就散，兵痞就变，队伍里怨声四起，随时准备另投新主。

1924年1月，老洋人被官军围困于陕县西北的老爷顶。四面皆敌，无处可走。

他整日沉默，眼神呆滞，说话越来越冲，动不动就骂，连参谋长丁保成也被他摔过茶盏。

1月12日，他忽然召集所有杆首开会，众人面色如土，不知又要杀谁。

果然，刚坐下，老洋人就拍案而起，吼了声：“李二黑！”

李二黑被点了名，浑身一颤，起身磕头。

“你他妈敢背着我去勾结官军？”

“冤枉啊，我哪敢！”李二黑喊。

“哼！”老洋人冷笑：“你当我是瞎子？给我拉下去，砍了！”

这时丁保成和其他人纷纷起身求情。老洋人眼都不抬，冷冷说：“不干你们的事！规矩就是规矩，谁求也不行！”

他以为李二黑是单干，却不知这一切正是丁保成策划的。

丁早看清局势，知道硬撑不过是送死。

他原想用吉伦女教士作筹码跟官军谈个“体面收编”，奈何老洋人听不得“招安”两个字，动辄就翻脸。

于是丁暗地里与几个心思活络的杆首商量，若谈成了，自然最好；若谈不成，那也得让张庆闭嘴。

只可惜，李二黑不够精明，被老洋人瞧出端倪。

当老洋人一意孤行，执意要杀时，丁保成冷着脸，说了句：“既然这样，咱们散伙罢。”

此言一出，老洋人勃然大怒，猛地拔出手枪。

话未出口，只听“砰”的一声，他自己应声倒地，鲜血从后脑冒出来，地砖都被染透了。

张庆死了，然而“老洋人”却没死。

从1924年1月中旬起，豫鄂之间仍到处都是打着“老洋人”旗号的杆子，一时间竟像有一百个张庆在祸乱人间。

有人说老洋人原名其实不叫张庆，是叫张廷献，有人说是张名盛，还有人叫他张国信。

究竟哪个是真？谁也说不准。

老洋人的来去，大抵不过十来年；可他搅动的风浪，可以说是蔓延半个中原。

细数起来，他的轨迹无非是“进村——掳人——抢粮——杀人——放火”，从豫西走到豫东，再从皖北杀到鄂南，兜兜转转，始终还是那一套老路子。

在鹿邑，他要起事，便纵兵抢劫，把县衙洗了三遍，连床板都抬走。

在淅川，他被官军围住，气急败坏，一怒杀了四千口人，烧了两万多间房屋。至于勋阳，更不必细说。他的部下专抢年轻妇人，捆了就带回去“暖被窝”，死了便就地埋了。据传，两三百条命就这样没了，连个碑都没有。

有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那是古人讲理时的口气，在老洋人眼里，百姓不过是草，见风就倒，烧起来也容易。

他行过之处，山破、庙塌、人亡、屋毁。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而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烂。

近代中国，灾荒频仍，尤其江北一带，十年九荒。

从1840年到1938年，淮北地区一年一灾，水火不分家。而阜阳，自清道光至宣统，光有文字记载的水灾就有六次。

旱一回就断粮，涝一次就死人。小农经济扛不住天灾，一场水退下，十村剩一。

淮河以北，地处夹缝，又冷又湿，雨水说来就来，不来就旱。

一会儿热得冒烟，一会儿淹得发霉。官府不作为，百姓靠天吃饭，饿久了就红了眼。

1906年，黄水成灾，无业者遍地是。饭没得吃，田种不起，就有人“下山”。那年之后，各处杆子乱窜，有混得好的成了旅长，有饿死街头的连草都不剩。

老洋人也不过是其中一个

而且那时候的皖西北，说白了，就是黄淮之间的一块乱地，横着是河南，竖着是安徽，拐个弯还能碰到江苏和湖北。

古人文雅，说这里“襟带长淮”，东可连三吴，西通陈许，南接荆汝，北达梁宋，实为“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

听起来像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就是谁都想来、谁也管不过来的地方。

这种地方，天生适合土匪。地广、路杂、边界模糊。

什么“查红胡”“捻匪”，早年就在这片地头玩过了，劫完河南跑安徽，烧了亳州逃淮南，来回几个州县，没一个能拦得住。

有人说这是“三不管地带”，其实不是不管，是管不过来，抓了一个，三个又冒出来。

清末民初，皖西北已成了政府的“视觉盲区”。

那些年，所谓“客匪”横行无忌。什么叫客匪？就是从外地窜来的杆子，落地就地生根，谁抢得动谁说了算。

从1912年起，皖北就出了个王金妮，女人也扛枪打仗，抢完徐州再烧砀山；再往后就是老洋人、李老末、王老太之流，河南来的最多，一股一股地往皖西北灌，像黄河决堤，想堵也堵不住。

老洋人就是这么混进来的。那时候的皖西北，正所谓“官兵匪一家，三者通吃”，兵可以当匪，匪也能改编当兵，只要认个“督军”，一顶军帽就能保命。

一夜之间，杀人犯穿上军装，就能收粮收税。

可别说这是“偶然”，这叫制度性溃烂。

北洋一会儿打直皖，一会儿打奉张，兵来兵去，全是为了官帽。地面上的小军阀也不争气，拉杆子当兵、招土匪保县，今天当旅长，明天造反。

皖西北，农村经济早已破产，政治权威也跟着蒸发。农人有田也种不起，交完苛捐杂税，还得应付三四股“部队”，一个寨门贴三张封条，谁都说自己“奉命征粮”，可到底谁在奉命，奉谁的命，没人说得清。

这些年，水灾接着旱灾，旱灾挨着蝗灾，一年四季，百姓没喘气的机会。

灾过之后，一地荒草，一屋孤坟。老百姓没法活，自然也就不想讲什么礼义廉耻。

有人拉杆子进山，有人投了“地方部队”，更多的，则是被土匪抢了儿子，掳了女儿，最后也就成了杆子里的一员。

于是，官不成官，匪不似匪，老百姓被夹在中间，死声不敢吭，活路也没有。

说到底，若不是旧政府早已烂到骨头，像老洋人这样的土匪未必真能横着走。

直到建国前后，在党和人民的努力下，这股脓包才被硬生生割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