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知青往事是天津知青杨树青老师讲述的，杨树青老师曾在河北省承德山区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是他创办了山区学校，是他把城市文明带到了那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有关杨树青老师的知青生活经历，根据他的讲述，我编写成文，分享给热心的读者朋友们。

据杨树青回忆，他是1969年1月25日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天津的。那天是阴历生日腊月初八，天气特别寒冷，天津车站的站台上人头攒动，人声嘈杂，停靠在铁轨上的列车车头蒸腾着白汽，时而响起“哧哧”刺耳的排气声。十六岁的杨树青站在火车的车厢门口，棉帽檐上结着霜花，他回头冲送行的父母挥挥手，转身登上了待发的列车。

车站广场高音喇叭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宣传口号，呼啸的寒风透过列车开启的车窗钻进车厢内，原本温暖的车厢内温度骤然下降。尽管天气寒冷，却阻断不了青年学生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脚步。

随着“呜呜”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靠车窗的几名同学冲站台上送行的亲人挥挥手，用力闸下了车窗，把寒冷阻挡在了车窗外。

火车哐当哐当地驶出天津，途径北京时，杨树青趴在车窗上，望着这座向往已久的城市一闪而过，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此刻的北京于他而言，不过是一个站点，而真正的征程还在前方。

列车抵达承德后，杨树青他们一行人又换乘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前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连绵的山峦，皑皑的白雪，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

当他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徒步十二里山路，终于抵达东沟大队时，夜幕已经降临，隐隐约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零星散落在沟坡上的一户户土坯茅草房，就如跑散的羊群一般零散。王队长带着几个村民迎了上来，粗糙的手掌握住知青们冻僵的手，嘴里念叨着：“这大冷天，把你们都冻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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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青他们七名天津知青被分派在东沟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王队长把七名天津知青临时安排在队里的那三间低矮昏暗的房子里，王队长的媳妇热心地教他们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里屋的炕头热乎乎的，只是房屋有些破旧，寒风能轻松透进门窗和墙壁的缝隙钻进屋内，屋内油灯的火苗左右摇摆，随时都有被寒风吹灭的可能。

承德山区的冬季，寒冷远超想象，比天津低十几度的气温，让知青们吃尽了苦头。夜里睡觉，即便裹着厚厚的棉被，仍感觉寒气从脚底往上钻。杨树青和伙伴们常常被冻醒，大家都戴上棉帽子，蜷缩在一起相互取暖。然而，比寒冷更难适应的，是艰苦落后的生活环境。

东沟大队有三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不到六百人，基本都被贫穷笼罩，乡亲们的生活苦到了难以想象。

熬过了寒冷的冬季，到了清明前后，山上的土壤才解冻变得松软，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知青们第一次往山上挑牛羊粪，扁担压在肩膀上似有千斤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一天下来，大家的肩膀压得又红又肿，两名女生都累哭了。王队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就不让知青们挑粪了，他安排知青们在场院帮着社员们往篮子里装粪。在乡亲们的关爱下，知青们慢慢适应了这繁重的生产劳动，手上磨起的水泡变成了茧子，皮肤也被晒得黝黑。

过了一段时间，杨树青渐渐发现，东沟大队的贫穷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匮乏上，更在于知识的贫瘠。全生产队近一百八十口人，只有小队会计是小学文化程度，记工员只念过三年书，王队长只认识他自己的名字。队里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乡亲们的生活封闭而原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从未走出过山沟，没见过汽车，全大队没有一块钟表，天上的太阳就是社员们的钟表。队里的社员几乎没人刷牙，洗衣服用草木灰代替肥皂，几个月都不洗澡。这些场景深深刺痛了杨树青的心，他意识到，要想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现状，不仅要靠劳动，更要靠知识的力量。

之后的日子里，在劳动之余，杨树青和同学们主动承担起“老师”的角色。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教社员和孩子们写自己的名字，从最基础的横竖撇捺开始，一笔一划地耐心教大家写字，教大家认字算数。起初，乡亲们有些难为情，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学不会，但在知青们的鼓励下，逐渐放下顾虑。在知青点的房子里，大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认真地在石板上、地面上练习写字，有人还总问：“老师，这个字我写得对不？”

杨树青不光教社员们识字写字，还给大家讲述城里的生活，描述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高耸的楼房，听得乡亲们眼睛发亮，充满向往。他告诉年轻人要勤洗手洗头，讲究卫生。回天津探亲时，杨树青特意带回肥皂、手电筒，给孩子们买来铅笔、橡皮和本子，给小伙子们买了牙膏牙刷。这些在城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东沟大队却成了稀罕货。每当看到乡亲们新奇又欣喜的表情，杨树青心里就很难受，也很欣慰。

男知青张和平有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这个会说话的小盒子更是成了全大队的宝贝。每到晚上，乡亲们便围坐在一起听收音机，尽管信号不好，只能听到吱啦吱啦的杂音，但大家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仿佛从这断断续续的声音里，能触摸到外面广阔的世界。

1973年在地区参加知青代表大会

1971年秋天，厂矿企业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这是许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回城机会。然而，杨树青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了进城当工人的机会，他自愿留下来当小学民办教师，亲手创办了东沟大队小学，尽管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教室和八九名学生。但在他看来，东沟大队比城市更需要他，这里的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让他无法割舍。就这样，东沟大队结束了没有学校的历史，两间简陋的土坯草房，几个土台子，几个求知若渴的孩子，还有一位满怀热忱的老师，构成了东沟小学最初的模样。1973年秋天，杨树青被评为模范知青，到地区参加了知青代表表彰大会。

从此以后，杨树青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每次回天津，都会自掏腰包给学校添置教学用品。那块马蹄闹钟的到来，结束了东沟大队没有钟表的历史。他耐心地教社员和孩子们认识钟表，让大家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节奏。

后来，大队干部也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让三个生产队出钱出力盖了三间新教室。为了让教室光线更好，杨树青和张和平从天津背回玻璃，做成玻璃门窗。看着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教室，乡亲们和孩子们都感到很新奇，因为之前他们都没见过玻璃。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杨树青内心纠结万分。他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追逐更广阔的天地，但想到学校离不开他，孩子们需要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放弃了那年冬季的高考。他把自己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些山里娃的身上。

队里有个叫李大山的孩子，是杨树青教的的第一届小学毕业生，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公社中学离村子太远，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回家了。杨树青得知后，多次上门劝说无果，就决定培养他当小学老师。在杨树青的悉心指导下，李大山从最初的紧张羞涩，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接过了山村教育的接力棒。

1978年秋天，杨树青收到了天津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九年多的时光，他把青春献给了这片土地，也从青涩的少年变成了沉稳的青年。离开那天，乡亲们自发前来送行，送行队伍从村口一直延伸到通往公社的公路上。老人们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孩子们哭着喊着：“杨老师不要走，杨老师不能走……”

曾经的学生李大山红着眼眶说：“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把学生教好，不让您失望。”杨树青一步三回头，泪水模糊了视线，东沟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第二故乡东沟大队，将是他今生放不下的牵挂。

杨树青退休后，他怀着对东沟的思念，再次踏上那片土地。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既陌生又感慨。东沟小学早已合并到其他学校，整个村子也搬出了那个山沟沟，在一块地势平坦的地方建了新村，乡亲们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曾经的那个村落和那里的房屋、田地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树林，山风拂过树梢，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当杨树青老师见到他的学生李大山时，李大山已经是乡中心小学的校长，猛然看到自己多年不见的老师，李大山泪流满面，哽咽不止。李大山带着杨树青回到新村，看望了曾经的乡亲们，看望了村里的老人。乡亲们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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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过往，那些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那些在教室里传道授业的时光，那些为改变东沟而付出的努力，都成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第二故乡，将是他今生放不下的牵挂与眷恋，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是他心中最大的满足和欣慰。当年他把城市文明带进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现代文明已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也是杨树青老师所期望的。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杨老师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