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东莞中院查封的土地，竟被湖南益阳政府部门跨省非法“解封”，并注销了价值数亿元的商住土地使用权！

这可不单单是打了法院的脸，更是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国家的司法权威。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的保全措施，除该法院自行解除或上级法院决定解除外，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面对如此挑战人民法院财产保全制度的行为，东莞中院在管与不管之间，选择了“半管”。

何谓“半管”？法院向异地政府部门发了《通知》，责令追回或赔偿，但并未严格执行《通知》里的惩处措施。

你说他没管吧，他们发了通知，号称“在办”。你说他管了吧，没结果、未办成。案件长期“挂着”，司法尊严任人践踏，当事人合法权益持续遭受侵害……

今年6月6日，受害民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向东莞中院递交“申请书”，再次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对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益阳自规局”）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让人气愤的是，二十多天过去了，当事人尚未收到法院的任何回复。即便是，一个月前，澎湃新闻曾以《东莞中院查封的土地被益阳自规局“解封”，争议背后的司法与行政博弈》为题，曝光过这起湖南益阳市政府部门对抗广东东莞市中院执行的“司法与行政博弈”事件。

群众奔走求告、媒体舆论监督、社会公众关注，这些都无法唤醒“入定中”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仔细梳理下来，这起土地处分争议案件不算复杂。据澎湃新闻报道，2013年，惠和公司的股东美诚达公司为开发土地，从康帝公司借款1.08亿元，惠和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2015年，由于上述欠款未按约偿还，康帝公司诉至法院。双方达成调解后，惠和公司仍未履行，康帝公司便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3月22日，东莞中院查封了案涉的两块土地。

此后八年，益阳的国企、政府部门、相关的央企、债务人等多方，围绕案涉土地进行博弈。

直至2024年5月，东莞中院选定评估机构、现场调查土地状况，准备对该土地进行拍卖处置。同年10月，东莞中院向益阳市不动产中心调取土地权属登记现状，却得到反馈：涉案土地已于2024年7月4日被解封。

解封“附记”是，根据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14次局长办公会议纪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注销通知书，“上报科长、中心分管主任同意，经中心主任批示”，解除查封。

最高法司法解释不是说，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期限内，其他任何单位不得解除吗？益阳市政府部门为何能“跨省”解封？最大的法，果然是领导的看法。小小自规局局长开个会，就能把一个中级法院的查封措施给废了。

2024年11月12日，东莞中院就解封土地、注销使用权一事，组织康帝公司以及益阳方面听证调查。

媒体报道提到，违法解封的益阳自规局、不动产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均未到庭。益阳市高新区管委会派人参加。一周后，益阳副市长带队到东莞中院协调。法院转达了康帝公司提供的调解方案，但益阳方面没有现场表态。

笔者不解，司法机关公开听证调查时，益阳派去的“工作人员”，是能做决定、拿主意，还是“打酱油”？听证结束后，益阳又派了领导去，是想“干预司法”、还是真想协调解决？有什么不能在公开听证时大大方方说的？

又一周后，益阳自规局回复东莞中院，称其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有法律依据，如，湖南法院对要求撤销收回土地决定的驳回判决，闲置土地的处置法规等。

益阳自规局“收回土地”合理合法吗？难道是东莞中院搞错了？其实不然。益阳自规局的“回复”属于避重就轻！

据媒体报道，2019年，益阳自规局认定案涉的两块地为闲置土地，作出“无偿收回”决定。而债权人康帝公司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撤销该决定。

最终，湖南高院判决驳回康帝公司的申请，理由是：康帝公司诉讼目的是解决案涉土地被收回后对其债权的补偿问题，而益阳市政府、益阳市高新区管委会表示“愿意赔”。

康帝公司法定代表人莫若彬对媒体记者说，湖南高院裁定下达后，益阳高新区管委会与该公司协商，公司最终同意只补偿1.0669亿元，这比应得的债权少了1亿多元。当时约定补偿最迟在2023年12月底前支付，公司收款同时便向法院申请解封，但后来益阳方面一直没给补偿，直到土地证被注销。

也就是说，答应赔，但没有赔，却又偷偷“无偿收回”土地。这合理合法吗？绝对不是！

关于法院查封土地与行政无偿收回的问题，最高法曾在相关《会议纪要》中有专门规定——政府无偿回收土地的前提，是结清土地上的债务，再通过法院来解封。

此后，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24年12月13日，东莞中院向益阳自规局发出恢复执行的《通知》，称该局擅自解除法院的查封措施，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注销登记，属于擅自处分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责令十日内追回上述财产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笔者注意到，东莞中院在《通知》中还“撂下狠话”：逾期不追回或赔偿的，该院将依照民诉法第114条的规定处理。

即：人民法院对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通知》发出后，益阳方面既未退回土地，又未给予赔偿。2025年2月24日，东莞中院还向益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称继续查封涉案两块土地，续封期限为三年。

也就是说，法院目前仍未对案涉土地进行解封。益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若不配合续封，亦属于民诉法第114条规定的惩处对象。

今年6月6日，康帝公司向东莞中院递交“申请书”，再次督促其依法强制益阳自规局承担赔偿责任，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司法处罚。

“申请人多次催促贵院依法履职，贵院却迟迟不采取任何强制执行和处罚措施。贵院怠于履职的行为纵容姑息了益阳自规局相关责任人，变相地给对抗、妨碍执行的违法行为背书、撑腰，导致他们实现债权的合法诉求，长期得不到依法解决。”康帝公司由此猜测和质疑，东莞中院是否与益阳政府“官官相护”，或者存在其他干预法院办案的猫腻。

如今，二十多天过去了，康帝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任何回复。万般无奈下，他们再次公开反映，请求公众关注和监督东莞中院执行不作为、严重怠于履职。

近些年来，最高法持续推进执行工作，着力解决司法“白条”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宣称基本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然而，东莞中院却在这起执行案件中“畏首畏尾”。对于依法维权的当事人来说，他们付出时间和诉讼成本，要的不是“在管”“在办”，而是管好了、办成了。

面对政府部门公然违法、对抗执行，法院真的没办法、管不了吗？其实不然。民诉法第114条规定的惩处措施，东莞中院是不敢用、还是不会用？

据南方日报2022年4月的一篇报道，东莞市石排镇的一名房东李某，私自变卖被法院查封的机器设备，因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触犯刑律，最终被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零八日。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的依据，便是民诉法第114条的规定。足见，该法律规定在东莞是可以执行的。

另据江西人大新闻网转载的一篇媒体报道《最高法督办九江政府天价执行案》，其中提到，鉴于九江市政府擅自处分法院查封财产，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很大干扰，最高法建议，在执行过程中将九江市政府追加为被执行人，同时执行法院应向江西省委、省政府及省清积领导小组汇报情况。还是不能解决的，由最高法领导包案督办。

最终，法院裁定追加九江市人民政府为被执行人，江西省政法委书记对该案作出批示，两个月后执行款到账了。

东莞中院醒一醒，快来抄作业！要不，你们也把益阳市政府列为被执行人试试。笔者不信，益阳市自规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乃至益阳市市长或主管副市长，因民诉法第114条被司法拘留后，康帝公司被拖的赔偿款还难以执行。

东莞中院在处理异地政府官员违法行为方面，如此消极软弱，这难免不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质疑，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保护民营企业、维护营商环境的精神，在东莞法院能否落地？

文末，笔者强调，撰写文章只为观察司法个案、探讨现实问题，绝无恶意滋事之嫌。本文中对《澎湃新闻》的报道及配图有所摘引，为的是呈现更多事件细节、增添探讨依据。

另，上文提及的“惠和公司”全称为益阳惠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康帝公司”全称为东莞市康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