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三场海战，奠定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纪|军舰|海战|盟军|舰队

“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上面这段话，出自记者朱启平写于1945年9月3日的长篇通讯《落日》。就在前一天，密苏里号完成了它服役生涯中最特殊的一项使命：日本向盟军各国的投降仪式，就在它的甲板上举行。

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迎来落幕。对于过去六年乃至更久的岁月而言，这艘停泊于东京湾海面之上的庞然大物仿佛一个双重隐喻：一方面，美国人终于走出西半球，从战前游离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边缘，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真正的领导者，并将势力扩张至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另一方面，它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结果，恰恰离不开以密苏里号为代表的海军舰队的巨大贡献。

今日东京湾

在战前，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相差无几，法、意、德三国也不遑多让，但到了战争结束时，轴心三国以及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英国皇家海军也损失惨重，唯有美国的海军舰队规模膨胀到了其参战前的五六倍——这还是在开局遭遇珍珠港一役重创的前提下。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曾经把真正的胜利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场大冲突的“战后比战前”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1945年的美国显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胜利不是别的，正是一场“海权的胜利”。

在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看来，二战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海权的争夺史——除了苏德战场与中国战场。在地中海、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同盟国与轴心国展开了空前烈度与规模的对抗，双方的火力、战线乃至命运，都如潮水般此消彼长。

我们要问的是：在战争之初轴心国骤雨狂涛般的进攻之下，盟国特别是美国海权的最终胜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在战争最开始的那几年里，没有人敢断定历史会按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剧本来演绎。宏观而粗疏的决定论总是将功勋授予美国超人一等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或者简单归功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坚定决心，却总是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更为微观而细碎的变量：倘若南云在偷袭珍珠港时增加一轮对美军航母的攻击，或者希特勒在西西里岛登陆前准确判断了盟军进攻的方向，历史是否会就此改写？

历史当然不需要假设，但历史需要解释。正如美国发达的生产力并非从天而降，轴心国指挥官们的错误决策也同样有迹可循。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解释统一于海权更迭的进程中。

保罗·肯尼迪的新作《海权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全景式的解读与重构。本书延续了《大国的兴衰》中历史叙事与战略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既展现了二战过程中波澜壮阔的海战全过程，又从地缘、经济、科技、文化、战略思想等多重角度，详解六大海军强国各自的优劣势及其演变，为我们厘清战争背后世界权力格局变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保罗·肯尼迪学术生涯的起点就是关于二战海战的研究，本书在50多年后重回这一主题，堪称是其晚年集大成的追本溯源之作。

在他看来，1943年是三大海洋战场海权更迭的转折之年，但具体到某一战场，海权争夺的表现则各不相同。究其原因，既离不开战场本身环境、地缘的差异，也关乎各参战方从上到下各个层面的结构性变动。这些复杂而相互勾连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反映出20世纪的人类对海权理念的不同理解、应用与修正。

80年后的今天，世界秩序又一次身处变革的前夜。不会再有同等惨烈的战争发生在海上，但理念落伍、遗忘历史的一方，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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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战场：意大利登陆战

1943年7月10日清晨，海面上的云雾还没完全散去。浪花拍在开阔的海滩上，不停地发出声响。

这并不是普通的海浪。事实上，它们来自涉水登岸的士兵：从西、南、东三面，共有超过18万名盟军士兵在这一天登陆这座岛屿。

他们踏上的这片土地，叫做西西里。

这座地中海里面积最大的岛屿，从亚平宁半岛最南端延伸入海洋腹心。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地理位置：英国在地中海的防御体系由三个点组成，分别是西侧的直布罗陀、东侧的埃及亚历山大港，以及中部的“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个要塞般的小岛是英军往来地中海两端最重要的中转和补给站，但它距离西西里岛只有区区90公里。

与此同时，西西里岛也是轴心国通往北非的第一跳板：相隔一条不到150公里的海峡，就是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冲突尼斯。另一个重要港口的黎波里，也在西西里岛的辐射范围之内。

西西里岛海岸

无论是盟军还是德意，都无比清楚西西里岛的战略意义。早在战争之初，意大利就在岛上修建了大量机场和潜艇基地，用以拦截和袭击试图从直布罗陀开往马耳他的英国军舰，甚至是商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耳他这个弹丸之地都是地中海战场的中心。双方无休止地轰炸对方的舰队，肆无忌惮地在水中布设大片水雷。密集的战斗经年累月地持续，以至于马耳他岛周边海域布满了军舰残骸，有些甚至能透过清澈的海水看到。

总体而言，英国的折损要多过德意。仅在1941年一年，皇家海军就损失了九艘宝贵的巡洋舰，其中竟有八艘在地中海被击沉。然而，轴心国特别是意大利却并没有因此攻占马耳他，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座要塞易守难攻、意大利海军又缺少航母，登陆作战会遭遇巨大抵抗；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还是轴心国，之所以在此投入巨大兵力，其首要目的都不是为了彻底摧毁对方的有生力量，而是为了切断对方赖以生存的补给线：意大利人想要困死马耳他，而英国人则想要让北非的隆美尔军团失去汽油、弹药甚至是粮食。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

在漫长的1942年，英军多次救援马耳他的行动都宣告失败，隆美尔的部队则长驱直入，杀向埃及。英国国内出现了放弃马耳他的声音。但丘吉尔却坚持要守住这一要塞，为此不惜将印度洋的部队调往地中海。

盟军孤注一掷般的救援，最终收获了回报。8月，一艘美国快速油轮“俄亥俄号”在多次被击中、行将沉没的状况下，拖着伤残之躯跌跌撞撞驶入了马耳他的港口，并在沉没之前卸载了宝贵的1万吨货物。

当我们了解了这片海域曾经发生过的这些惨烈战斗，那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当中的一个事实就会令我们更为吃惊。那就是，尽管盟军派出了800艘大型军舰和1700艘其他各类船舶（登陆艇、拖船、驳船等）以实施这次登陆，但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尽管意大利海军此时仍拥有6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和鱼雷艇、50艘潜艇和近150艘鱼雷快艇，但这支舰队根本没有出现在作战前线，更没有开过一枪一炮，放任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

直布罗陀附近海域

是意大利人的防御情报系统完全崩溃了，还是他们已经未战先降？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到1943年，意大利海军的战斗意志要远胜于其在北非战场上一败涂地的陆军。真正的关键，是他们从上一年开始就遭遇的燃油匮乏。

尽管马耳他海域是双方补给线的交错地，但两者的“补给”却不可同日而语。英国和美国能从欧陆以外的地方源源不断地运来燃油，但地处闭塞的地中海里的意大利却做不到，反倒还要将燃油分给北非战场。到战争后期，意大利只能靠罗马尼亚的油田和德国的“赏赐”来维持其燃料需求。随着德国在苏德战场上的颓势加剧，意大利海军进一步失去了“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西里岛落入盟军之手。

西西里岛的陷落如同最后一片雪花，压在了即将崩溃的法西斯政府头上。7月底，墨索里尼在一场政变中被软禁，新上台的巴多里奥政府开始秘密与盟军媾和。到9月，盟军开始攻入亚平宁半岛，而停泊在军港内的意大利舰队，则选择了成建制投降。冒着希特勒泄愤般的狂轰滥炸，这支舰队用最后一点燃油驶入了马耳他港。

北大西洋战场：交通线护航战

希特勒的愤怒源头远不止意大利人的背刺。就在不久之前，他的坦克大军在遥远的库尔斯克输掉了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而他引以为傲的、游弋于北大西洋的U艇部队，同样遭遇了匪夷所思的失利。

U艇是德国人在20世纪最著名的战争发明之一，早在一战期间就大放异彩，号称是“大西洋上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它给二战期间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从北美、印度和远东开赴英伦三岛的商船队伍频频遭遇其袭击，皇家海军的护航舰队也屡战屡败。

从试图登陆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破产后，希特勒就转变了对英作战的思路。他意识到，对付这样一个海权国家不应该像对付法国或者苏联那样占领它的土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关键应该在于将其从海洋中剥离出去，切断其交通线，使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可以看到，希特勒在地中海战场与北大西洋战场的战略思路有高度相似之处。然而两块战场实际的军事地理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地中海非常封闭，又密布双方的要塞，战斗往往被限制于一小块特定区域，烈度极高；但北大西洋是个四通八达的开阔地，海域中也没有什么重要岛屿或港口需要争夺，因而，战斗多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遭遇战——甚至可以说，北大西洋战场上根本不存在“战线”一说，战斗发生在哪里，哪里就是前线。

这种形式的战斗，对临场战术指挥要求甚高。二战之初的德国军队里不乏战术天才，海军上将邓尼茨就是其中翘楚。他的“狼群”战术以惊人的战绩打击了英军：十余艘U艇编为一组，彼此之间都通过无线电声气相通，白天尾随运输船队，入夜就发动近程袭击。这一战术在1943年之前屡试不爽，并且每个月都有约20艘U艇新编入队。直到这一年3月，英军的战况都不容乐观，以致丘吉尔一度沮丧地告诉他的战时内阁，英国的海军资源“已经被消耗殆尽，不足以应付敌人集中的U艇”。

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北大西洋的战局就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在5月底的一次护航战中，英军竟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德军的进攻，击沉潜艇5艘，而由80艘商船组成的运输队则毫发无损，大摇大摆地抵达了目的地。邓尼茨后来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我们已经输掉了大西洋海战”。

在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北大西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情势的逆转源自美国激增的造船业产量。盟军海量的货轮不断涌向大西洋，德国潜艇部队根本无法切断英国的物资供应。这种观点甚至宣称，“一旦美国加入战争，他（邓尼茨）无法阻止潜艇部队在战略上被边缘化的命运”。

保罗·肯尼迪反驳了这种论调。他指出，在1943年春夏，德国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实际处于守株待兔的地位，盟军的商船队但凡想要来往英国，无论新船还是老船都要遭遇德军攻击的考验。考虑到U艇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彻底击沉这些潜伏着的怪物，那投入再多的商船也只是去北大西洋排队送死。

透过史料，保罗·肯尼迪提出了另一种更接近真相的解释，那就是新技术的应用。在5月底的那场护航战中，邓尼茨的作战日志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敌军飞机和水面舰艇上的雷达装置极大地阻碍了单个U艇的行动”。确实如此，一种叫做“厘米波雷达”的新装置在这一年四五月间火速武装了英军的护航舰队，使之能在5000多码之外探测到敌情。

英军的轰炸机现在终于能穿越海上的迷雾，看清水面之下的动静了。持续的空中掩护使U艇被迫下潜，难以聚集，邓尼茨引以为傲的“狼群”战术开始失效。偶有冒进的潜艇试图强行突入，但迎接它的不是运输船被炸毁后的悲鸣，而是一枚足以将它自己炸成两半的新型深水炸弹。

邓尼茨又惊愕又沮丧，但他并不打算将北大西洋拱手相让。是年10月，一度被调离这一海域的U艇部队重回这里，并装备了一种全新的声自导鱼雷，将海军护航舰艇作为首要攻击目标。

这一策略刚开始似乎奏效了，盟军有5艘驱逐舰被击沉。然而很快，一种新型的电子诱饵装置出现于盟军舰艇上，迅速消除了鱼雷的威胁。从此，护航舰队的掩护能力、反潜能力以及侦察能力远远压倒了U艇部队的打击能力，曾如狼群般围猎的德国潜艇最终彻底退出了这片海域。

再之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诺曼底登陆了。

太平洋战场：群岛间的拉锯战

相比于在欧洲的节节胜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推进则要缓慢许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于德军在东欧、北非和北大西洋三路分兵，日军几乎将所有军事力量都投入了远东-亚太战场。在“南进”策略最终取得高层认可之后，日本海军迎来了自明治时代以来最强盛的时刻：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庞大舰队，一条西起缅甸、南抵东印度群岛、北至阿留申海峡、东达马绍尔群岛的辽阔防线。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前八个月里，日军取得了完美的战果，几乎所有战略目标都得以实现：他们摧毁了珍珠港的舰队，攻占了东南亚重要的港口和资源产地（石油、橡胶），如蝗群般扑向一个又一个小岛，将战线推进到了足以严重威胁美国本土的太平洋中部。

是的，与大西洋上正在发生的事完全不同，太平洋战争有着一条明确的战线：日本和美国各自牢牢控制着一边，双方在战线附近来回拉锯，投入不计其数的兵力，都试图摧毁对方的有生力量，彻底掌握制海权。

《海权的胜利》彩插

在1943年初，双方仍在阿留申-马绍尔群岛一线僵持。中途岛战役和瓜岛战役已经结束，日军扩张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但美国人也还没能掀起战略性的反攻。

双方都在等。日本人需要时间消化东南亚的资源，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美国人则在等待后方的船坞制造出新的航母和舰艇。

双方内部也各自争论着。海军和陆军仍然在日本高层争吵着，泥潭般的中国战场吸走了裕仁和东条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而在盟军这边，他们需要从四条反攻路径中找出最合理的那一条。

登陆中国沿海然后直插日本本土的方案，以及从印缅地区迂回东南亚后北上的方案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否决了，罗斯福政府最终同意了麦克阿瑟激进的主张，即横跨整个太平洋。尼米兹从中部经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进军，麦克阿瑟则从南面的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方向包抄。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夏威夷

1943年夏天，盟军的战备先于日军完成了。6月1日清晨，一艘新的航母“埃塞克斯号”缓缓驶入珍珠港海军基地，成为尼米兹舰队的一员。对于坚守在珍珠港一线的海军士兵来说，这也许是自1941年以来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开战至今，他们原有的六艘大型航母被击毁了四艘，“埃塞克斯号”是第一张新面孔。

拥有更多航母的日本人没有预料到，甚至就连许多美国人也没有预料到，这艘航母的入伍将开启怎样一个崭新的海权时代。“埃塞克斯”级航母相较以前的航母，摆脱了海军条约的吨位限制，也摆脱了严格的财政限制，因而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战斗力。它的速度高达33节左右，航行极快，可以在24小时内靠近或远离敌人。此外，它的体型要长得多、宽得多，可以搭载90架飞机：包括36架战斗机、36架俯冲轰炸机和18架鱼雷轰炸机，比日本或英国航母所能搭载的数量多得多。

飞机本身的产能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43年，美国生产了8.6万架各类飞机，是日本的5倍多，而这一数字在此前一年只有4.8万。

军工实力增长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资源攫取能力。与日本严重依赖海外资源的供给不同，美国本土生产了全世界2/3的石油、一半的棉花和近一半的铜，哪怕是其本土相对匮乏的铝土矿，美国也能从拉美源源不断地得到——德国人的U艇舰队还没能庞大到能干扰大西洋西岸的交通线，而日本军舰更是连加利福尼亚的影子都没看到过。

这一年年底，反攻的号角终于吹了起来。在吉尔伯特群岛，尼米兹将13艘航母分为四个相互独立的舰队，每一支舰队都配备了众多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所有这些移动火力以航母为战术中心，迅速夺取制空权，摧毁日军在岛上的工事，为登陆作战创造条件。吉尔伯特群岛战役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取得的胜利。

在这分水岭之年行将结束之时，“埃塞克斯号”从中太平洋前线返回珍珠港休整。这是一次毋庸置疑的凯旋。在它身后，无数舰艇与机群正争相奔赴前线，直至遥远的东京湾。

历史的洪流

从未有过像1940~1945年这样如此集中而惨烈的海战时代。无论是军事理论家的预言，还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解读，都无法完全还原这段历史，还原它的恐怖与戏剧性。

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海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此后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三大战场的这些战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在太平洋，双方表现为典型的马汉式较量，战线的拉锯，军力的竞赛，对对方有生力量的针对性摧毁，以及，对制海权彻底的、不容他人卧榻的渴望。

而在北大西洋，海权争夺则更接近于科贝特的理论。双方的舰队几乎没有all in式的决战，绝大部分冲突都围绕交通线的存亡而展开。

地中海的狭窄水域囊括了上述两种形式，但整体规模则远逊于大洋战争。必须承认的是，发生在北非和意大利的两栖登陆作战是马汉和科贝特都未曾关注到的新战例，它们的成功对海战理论的贡献不仅惠及诺曼底和菲律宾，甚至间接影响了仁川和马尔维纳斯群岛。

当夕阳洒在1945年的东京湾上，以海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完成了它历时十年的变革。保罗·肯尼迪在全书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吗？

在其早期研究海权的著作《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中，他详细分析了英国海权与其在世界上相对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如今，老牌的霸权已经衰落，一个在战争中成功将本土资源潜力兑现为巨大生产力的新霸权在全世界海洋上冉冉升起。

历史不需要假设。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没有贸然发动战争，如果莫斯科的大雪没能如期而至，如果日本高层提前预见到海上的威胁……这些存在于平行时空当中的幻想，只是美国构建新秩序过程中的几行注脚。

同样地，也不必假设美国霸权永远存在，星条旗永不落下。上一个自诩“不落”的帝国海军，如今早已退居二流。

海权的概念绝非一成不变，也从来没有固定的范式。军事技术、时代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总是在不断发生细微到显著的变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两个雷同的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