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7月8日，俄国首任驻华公使巴玉色克（亦称巴留捷克）正式入驻北京，这一事件表面是就是一个外交惯例的确立，事实上则对晚清政治、外交及列强在华格局产生了连锁式冲击！因为这是一个被迫的外交行为，打破了清朝传统的外交体制，被迫接受公使驻京这个行为。从此颠覆了我国天朝上国的观念，或者说那种过来送点小玩意儿假装臣服，让中国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过去了。
在这之前的中国政府，包括清政府，一般来说把外国都当成为藩属，总之就是下一等的，也拒绝常驻使节行为。现在这个感觉被打清醒了，也确实不好使了。
1858年《天津条约》首次要求公使驻京，但清廷拖延执行。1860年《北京条约》换文后，英法俄等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行落实，俄国凭借“最惠国待遇”于1861年入京，标志着清朝“闭关体制”的瓦解。为应对列强压力，清政府于1861年3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首次建立近代外交机构。俄国公使入驻恰在总理衙门运作初期，加速了清廷对外事务的制度化，但也暴露其被动性。这个就是外交结构上的被动调整行为。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前，由于清政府从未接受过公使驻京的要求，更没有条约作规定，所以英、美等国驻华使节也都不能称为公使。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英、法、美等国或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规定，或根据最惠国待遇，得以进京设馆，这时才有驻华公使。）
列强驻京时间线上有一个竞争过程，他们都是紧锣密鼓，扑上来撕咬吃肉喝血。比如下面是法，英，俄、美的顺序，括号里面是他们的公使。
法国（布尔布隆）：1861年3月25日
英国（普鲁斯）：1861年3月26日
俄国（巴玉色克）：1861年7月8日
美国（蒲安臣）：1862年7月20日
那么，俄国虽晚于英法，但早于美国入驻，反映了列强对华渗透的激烈竞争。和他们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一样，各国公使通过直接施压清廷高层，攫取更多特权！
笔者介绍过，俄国借“调停者”角色扩大利益，这件事儿他还老干。
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调停”为名，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公使常驻后，俄国外交官利用近距离接触清廷的优势，进一步渗透新疆、蒙古，为后续扩张铺路……
这个现象也加速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化转型，
一个是外交礼仪的被迫变革，公使需觐见皇帝并递交国书，但清廷长期要求“跪拜礼”，引发冲突……
甚至那时候还曾经有人传说，有些人的膝盖是打不了弯儿的，总之就是没办法。直至1873年同治帝亲政，才以鞠躬礼替代，凸显传统礼制在列强压力下的妥协。因为要这些虚的也没用了，国门都让打人破了……
第二项是地方外交权的削弱，此前外交事务多由两广总督处理（如“五口通商大臣”）。
公使驻京后，列强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中央集权外交形成，地方官员涉外权限萎缩。
对俄国在华战略的长期影响，那当然是极大的利好，可以说吃到了100多年的红利。比如，情报收集和势力渗透，公使馆成为俄国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的枢纽。例如，巴玉色克及其继任者通过贿赂清廷官员，获取边境布防信息，为19世纪70年代侵占伊犁创造条件！
还有可恶的宗教与文化干预，俄国以东正教北京传教团为据点，扩大在华影响力。公使直接管理传教团，以“保护信徒”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引发多起教案。这个我们也讨论过。
不平等条约体系固化了。公使驻京使列强可随时胁迫清廷修约、增开商埠（如1861年汉口、九江开埠）。还有“以夷制夷”策略失效了，清廷曾尝试利用俄英矛盾（如1862年借俄军镇压太平天国），但反被俄国利用，暴露外交弱势。这就造成了近代的中外关系格局的定型。
刚才说过他们的入驻时间。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1861年3月25日算是最早入驻，他们的作用是强化对清廷控制。
英国公使普鲁斯，1861年3月26日紧随法国来的，作用是扩大贸易特权。
那么俄国公使是巴玉色克， 1861年7月8日入驻，主要危害是借“调停”扩张领土，渗透边疆。
还有美国公使蒲安臣，1862年7月20日入驻，推行“合作政策”，看似较温和，其实是蔫坏。什么便宜都会占的。
俄国公使入驻北京是中国被动卷入近代国际秩序的转折点。
俄国公使入驻北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列强殖民网络的协同进逼。
它撕开了清廷最后的防线，迫使中国接受“主权平等”假象下的不平等外交规则。
所以这次俄国公使进驻北京，有极大的危害， 既催化了清政府的体制变革（如总理衙门、同文馆设立），也埋下了甲午战争前边疆危机（西北和东北）的伏笔，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从“天下”到“国家”转型的血色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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