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元老程潜主婚，祖籍安徽舒城的大家闺秀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与时任74军军长张灵甫结婚，当时王玉龄才17岁。

婚后不久，张灵甫就因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带部队去了前线，1947年初，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张道宇，几个月后，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击毙。

张灵甫战死之后，立即成了国民党方面用以彰显忠心，蛊惑其他国军将士为其卖命的工具，不仅哀荣备至，遗孀王玉龄也成了国民政府的重点抚恤对象。

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其在大陆的统治濒临崩溃，在兵荒马乱中，王玉龄带着孩子和母亲于1949年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王玉龄发现局势十分混乱，那时国民党有上百万溃败的公职人员、军队士兵一下子涌到岛上，各类物资供应奇缺。

王玉龄和张灵甫结婚照

王玉龄虽然是“追赠陆军中将”的遗孀，名义上很受政府的重视，家里经常有“国防部”的高官前来慰问，但每个月能够领到手的抚恤，充其量也就几十斤米，几十斤油而已，还得自己去领取。

但那时台湾社会混乱，败退到台湾的大批散兵游勇无人管束，整天在大街上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这些人手里有枪，纪律败坏，不要说王玉龄一个才21岁的弱女子，就算是普通人家也是少出门为妙。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有个骗子来游说王玉龄，说她家里有老有小，这样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应该学着投资做生意。

王玉龄年轻没有社会经验，只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毕竟一大家子人不能只出不进，就相信了他，把家里的积蓄都交给他管理。结果钱全赔光了，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一来，王玉龄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她生来傲骨，就算再困难也不肯求人，最窘迫的时候，一家人只能在家啃面包度日。

王玉龄与张道宇

在这期间，还有人介绍王玉龄去彭孟缉手下的情报部门工作，但她考虑再三没有答应，一方面是因为薪水少得可怜，连坐三轮车往返都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彭孟缉前几年在台湾积极参加镇压“二二八”运动，杀人如麻口碑很坏。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王玉龄的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同学朋友很多，更重要的是，时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是王玉龄的姨夫。

说起来，孙立人的祖籍是舒城三河镇，和王玉龄算是半个同乡，有了这层关系，双方的交往更加密切起来。

孙立人听说王玉龄生活窘迫，心中不忍，便经常请她到家中做客，还为她聘请了一位美军顾问团的军官教她英语，为她日后的长久之计做准备。

加上孙立人夫妇一直没有儿女，而王玉龄的儿子张道宇活泼可爱，很得孙夫妇的喜爱。孙立人虽然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管，但打心底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他觉得王玉龄年纪这么轻，将来的路还很长，便主动劝说她到国外读书深造，另谋出路。

王玉龄与孙立人夫妇合影

彼时孙立人凭借其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更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生的背景，很受美国人的看好，甚至有美方人士一度将其视为取代蒋介石的人选。

加上他作为名义上的“陆军总司令”，和美国人的交往十分密切，虽然拿到赴美签证对一般人来说难如登天，可对孙立人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大事。

到了1950年下旬，美国国务院一度策划通过孙立人发动兵变逼迫蒋介石下台，而以孙立人出任“总统”的方案，事情虽然没有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但各种蛛丝马迹却引起了老蒋的警惕。

加上孙立人身边也确实有一些地下党人员活动，有些当了他的秘书，有些当了他的部下，因此说孙立人有一定的反蒋“嫌疑”绝非空穴来风。

孙立人虽然当了“陆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军队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他这个“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实权，因此孙常常感到失落，从1951年开始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当年意气风发的孙立人

这反而更加激化了蒋介石对其的不满，因为蒋介石知道，孙立人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其辞任“陆军总司令”，势必要有其他位置安置。

这样以来，除了地位更高，实际权力更大的“参谋总长”，似乎也没有其他合适的职务了，但“参谋总长”手握兵权，非同小可，一直以来除了蒋介石嫡系的嫡系，亲信的亲信，概不外授他人，更何况是个和美国人关系暧昧的孙立人。

随着蒋孙关系走向冷淡甚至紧张，国民党当局对孙立人周边人员的调查和跟踪也随之严密起来，这让王玉龄很感吃惊。

王玉龄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她只想带着自己的家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孙立人失势之后，围绕着她的生活骤然冒出很多风言风语，甚至有说她“通共”的。

其实很多所谓的传言都是捕风捉影，其根本原因则是王玉龄出于军人世家，在湘军和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关系众多，而在解放战争中也有很多人从国民党阵营转向共产党方面的。

李觉夫妇

举个例子说，当初给王玉龄和张灵甫征婚的程潜系出湘军，是国民党的元老，一级上将，后来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与程潜一同起义的国民党“湖南绥靖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李觉，是王玉龄父亲在保定军校的学弟，和王家私交甚好，用王玉龄的话说，“李觉伯伯是看着我长大的”。

李觉起义之后，曾经与龙云等44位前国民党高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在国民党系统中引起巨大反响，也成为蒋介石十分仇恨的目标。

由于李觉给当时还留在国民党系统的昔日下属、朋友写过一些劝说他们弃暗投明的信，没来由地牵扯到了王玉龄身上，说李觉可能给王玉龄写过同样的信。

对那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国民党特务来说，如果王玉龄以张灵甫遗孀的身份离开台湾，前往大陆，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将造成重大打击。

去美国后的王玉龄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把这些莫须有的线索都报到了上面，王玉龄听说自己被人诬陷成“共谍”，感到莫名其妙又十分气愤。

她没有想到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会如此疯癫，自己是张灵甫的遗孀，竟然都会被怀疑“通共”，这白色恐怖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加上孙立人身边的气氛日渐紧张，王玉龄感到自己呆在台湾的日子都快窒息了，这样下去终是不妥，因此孙在1952年时设法为王玉龄搞到了一张前往美国留学念书的签证。

听说王玉龄准备前往美国的消息后，蒋介石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张灵甫的遗孀不会被“共党”给拉拢了。

于是他大笔一挥，当即同意了王玉龄的出国申请，并特批了5000美元留学经费，相比于战死在碾庄的黄百韬只得到了10万金圆券的废纸，拿出真金白银的5000美元也算是难得的慷慨了。

到台湾后，蒋介石日渐多疑

1952年下半年，王玉龄取道香港前往美国，并于1953年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后定居于美国。

讽刺的是，王玉龄在1973年真的回到了大陆，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后，她每年都会到大陆参观访问，一直到2005年定居上海。

蒋介石、国民党对张灵甫的遗孀各种提防和控制，结果偏偏发生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谓是某种意义上的求仁得仁吧。

可以说，对于自己人如此刻薄猜疑，正是台湾当局的“优良传统”，清楚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最近台湾省“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为什么会对前往北京参加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的国民党老兵发出威胁，要取消他们的养老金了。

这种渣滓集团，距离灭亡时日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