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历史周遭”的诗性光芒

——房伟《异生》读札

文 杨云超

《异生》是房伟兼具激情和理性的“抗战历史”小说系列的新一力作。从名字上看，“异生”或许可以解读为“被偷换了的异化人生”。小说以寄留中国近五十年的日本伤兵石田东四郎为人物原型，再现了他在日本战败前夕被日军抛弃荒野、被中国农民孙老汉一家挽救后收养数十年、于九十年代终于返回日本的故事——青年时代亲近自然和艺术、向往成为植物学家的他，一经残酷的侵略战争裹挟，本应安稳美好的一生便被偷换成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这种以历史真实材料为蓝本的技法，一定不会为熟悉房伟的人所陌生。

作为著名的“学者型作家”，房伟热衷于在史料的无边沙海中淘炼动人心魄的故事，而转头以引人入胜的文学创作来致意“诗比历史更真实”的信条，以史为本、以诗述史，房伟对诗史关系的把握已经驾轻就熟。而《异生》所显现的则是房伟思索的深度，面对一则“老兵回家”的简短历史材料，他远远不满足于以小说的方式为历史塑造形状，而是以小说为火把，照亮史料周遭易被忽略的细节、物象、人性，用文学的方式赋予它们深度，焕发出关乎家国情仇、人伦正义，更关乎大善大美的历史理性之光芒。

一

历史地看，史传孕育了中国小说的母体，“史诗性”“胜似《史记》”也由之往往成为中国小说力图抵达的至高境界——对广阔社会历史的全方位描绘。对房伟而言，他以小说致敬着这伟大传统的内核，更以文学的想象力为其镶嵌审美的金边。《异生》中，日本兵“石田东四郎”的故事是从历史学者“我”的口吻讲述的。在“抗战结束在华日人调查”的项目研究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则史料档案，在幻觉中穿越到1945年的夏天，与濒死的石田东四郎接通记忆、产生了跨越八十年的神交。这种对史料的创意征用，并不同于“穿越”或“抗日神剧”一类的戏说历史，而是以清醒、理性的意识去小心地触摸历史现场，同时又审慎地保持着“历史之外”的独立性和距离感：“你的记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气味和质感……所以，我只是徒劳举着照片，在阳光下发愣。”作者看似取得了历史人物的全知视角，但又明白这种视角只是视觉画面（史料所呈现的视觉形象），而“声音、气味和质感”，则要靠历史理性和文学感情共同创造出的想象力来填补。这种在故事之外嵌套一重“历史研究”外壳的技法，是写作者主动保持克制和限度的体现，只有如此，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小说家主体才能从历史学家主体中分离出来，小说家也才有在史料的缝隙填充想象和情感的自由。本雅明像崇敬历史学家一样崇敬会讲故事的人，正因为“故事”赋予了杂乱的生活现象以同一性的逻辑和一种“共情”[1]。西方史学观多崇尚历史叙事者的完全退场，但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显现的正是历史叙事者在伦理和情感维度的频频现身——《史记》中所谓“太史公曰”，便是历史叙事者以我注经、抒情达意的重要表征。回到《异生》，小说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二三人称的交替使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我”的史料研究和发现，第二人称想象“你”富于挣扎苦楚的心理和思想，第三人称则讲述“他”在日本和中国对比鲜明的生活往事。这里尤为惊艳的是第二人称的对话体，读者仿佛被直接带入日本伤兵的内心世界。在描述伤兵在战争中受伤时，“你不停抖动，痛，仰着化脓的耳朵，腥臭脓血滴落”，这种近距离的叙述，让读者如亲历般感受到他的痛苦、恐惧与迷茫。而别有意味的是开头处进入故事的方式：“1945年，故事不是从此开始，却从此进入偶然的奇迹。我对你说，你需要进入那个夏天。”历史叙事者和历史人物来到了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场所，对石田东四郎来说，从后撤的视角来看，1945是他最不想直面的一年，它写满了战争、死亡的凶残与恶堕。但叙事者引导他进入这个偶然的开始，真是要让他以文学的方式重新经验这后半生，残酷的历史线条背后，隐藏着只有文学才能写尽的伦理深度与人性温柔。同时，小说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对历史真实感的追索，相比于采用强烈戏剧性的历史悬想，作者选择在历史细节上作细致的考究，不论是日本“三年式军装”，还是日本增田町或中国南召县的人文风物，每一件“道具”的还原都力图做到准确无误。更令人侧目的，则是将个人命运转折与政治历史的关联性讲述，石田东四郎在中国的命运起伏，是与20世纪下半叶种种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的：在被孙家人收养后，受益于新中国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他成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典型而有了名字和土地；而在“大炼钢铁”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话语的逆转又使得他成了“日本特务嫌疑”和“阶级敌人”，以致连累孙家父子；借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他的神志才渐渐恢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应该说，这与房伟的前作《中国野人》是十分类似的，《中国野人》里那个被掳到北海道几十年的中国劳工，在回国后，同样接受了国内“大跃进”“除四害”等政治运动的“洗礼”。这或许是房伟的历史策略之一种——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创伤经验和“无名”状态，是由历史恶堕的一面（侵略战争）造成的，那么要疗愈创伤、获得个体身份认同，也必须要纳入历史的框架，经由历史正义的一面（和平、开放、包容）来完成。相比于逃避历史，房伟更乐于主动介入历史，因为在他看来，个体命运并非历史之外的孤绝存在，而是与历史发展的脉络紧密相连、相互交织。

不该被忽略的还有房伟小说中的“博物”志趣，这同时是“历史周遭”的重要元素。房伟从来对史料“热加工”而非“冷处理”，所谓“热加工”，就是蒸腾出历史材料中氤氲的文化气息，从而使干练的历史档案膨胀为有强烈可读性的文学审美篇章。而文化气息的载体，便是各种物象。如在其前作《石头城》《猎舌师》中，各类美食菜肴层出不迭，充当着南京城文化或中华文化的象征，“饮食的重现，固然是为了提供详尽的历史‘道具’，进而重建历史场景”[2]。《异生》中突出的也许是植物背后的自然美学——房伟既然为人物设置了成为植物学家的梦想，果然考究地描摹了日本增田町的自然植物风貌。在晚年回到日本后，石田东四郎每日对着大自然思念过往：“增田町的养老院也种满杉树和山毛榉……杉树挺拔的身姿，沾了层淡淡金粉，每个叶片，菱形叶尖边缘，晃动着宇宙极美的光芒。”年轻时对植物和自然的亲近，是他个人美好纯净本性的表征，更是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表征，可邪恶的战火摧毁了石田东四郎本该安稳美好的人生，使行将就木的他空对着他珍爱却错过的自然美景——年少不可得之物终究困其一生，旷日持久的战争磨难，让“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悲剧反反复复地上演，极美之物中寄托着极深的哀怨和省思。

二

有学者曾评价说，“房伟固然善于从历史材料中寻找创作灵感，但并不热切追逐那些极具戏剧化的情节型小说模式，他拒绝在叙事上大开大合。相反，他总在某些紧要的关头停下来，不厌其烦地描摹，细致捕捉那些值得关注的人性节点，希求探寻历史褶皱处幽暗的人性真相。[3]”在历史题材小说中注重书写人性，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因为一经插上想象的翅膀，历史中的人物就可以焕发新生。但对房伟而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以历史材料为蓝本和框架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在史料的缝隙间填补进富有诗性的素材，从而抵达人性和伦理的双重深度。

房伟的策略便是在紧张的历史进程中捕捉到某个“悬停”的瞬间，并将这个瞬间高度抒情化，由此，历史的紧张和冷酷才能被丰沛的感觉所填补。小说对石田东四郎在日本的青年时代的叙述，是从他祖父葬礼写起的。这是一个无比悲伤的时刻，当弟弟妹妹们挽着哭泣的母亲时，自然界充满阴郁感的美却在他的感觉中荡漾开来：“杉树气息荡漾，鸟儿在雨的间歇惊恐尖叫，奥羽山脉轻轻颤抖。雨水甜湿，腥味重，还带着点残留的燥郁之气。”“那曾经熟悉的，慈祥的脸，已在雨滴折射下，渐渐模糊。他第一次察觉死亡如此之近。”令人惊讶的是，当死亡的气息如此靠近以至切肤之时，石田东四郎的感觉却不是恐惧和悲哀，而是一种平静而淡漠的忧伤。而在政治运动中被“小将”当做“阶级敌人”上门殴打凌辱时，铜头皮带在孙老汉身上留下一条血痕，陷在极致的丑厄悲苦中，石田东四郎的脑海里却翻涌起了无比明媚欢乐的记忆：“脑袋里，有无数雪花飞过，快乐的雪花，雪后的太阳，温暖明亮，一个少年，在雪地的森林里，撑着高跷，爽朗地笑着.........”流动的意识所带来的主观精神感觉，与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氛围产生了极度不匹配的抵牾——这正是历史叙事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历史叙事总是试图促成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而尽可能地排斥任何与感觉有关的经验，文学叙事则力图去恢复被遮蔽了的感觉，使古远的历史成为可感可知的生活。房伟在小说中制造的这种审美景观是带有先锋余韵的。“叙述的感觉从历史的裂痕中涌溢而出，生活的破碎被突然忘却，只有在这时人才能和真实的生活融为一体，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到‘生活之中’去的渴望恰恰是在破碎的生活边界上奏起的无望的挽歌。”[4]在颓败苦厄的历史情境中，叙事时间骤然悬停，错位的抒情填补了这一停滞的空白，生活的废墟之上开放出优美的花蕊。

用文学的方式为史料中的无名者命名、为灵魂褪去颜色的历史个体着色，揭示人性的至善至美和文明和平交流的可能性。这是《异生》在“历史周遭”的另一诗性创造。小说对人性的刻画充满了诗性的光辉，在战争的阴霾下，展现出人性中善良、宽容与坚韧的美好品质。在那个战争创伤尚未愈合、民族仇恨依然浓烈的年代，中国农民孙老汉一家不顾世俗的眼光和潜在的危险，毅然向奄奄一息的日本伤兵伸出援手。他的善良并非出于一时的怜悯，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本善的坚信。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人道主义大爱，是由熔铸了丰富想象力的种种细节来彰显的。石田东四郎和孙老汉一起参加秋天的农业劳动，共同面对“小将”的凌辱，不惜代价地击退意欲强暴孙家女儿的民兵队长……这些让人感动的细节都并非是历史事实，而是由作者合理想象的。作者也无意将孙老汉一家刻画成无怨无悔的博爱者，而是真诚地揭示出其面临的种种困境和犹豫心理，如孙老汉的儿子曾因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家庭经济困难时期也曾试图将石田东四郎遗弃等等，正是通过创造性地灌注这些细节，人性最本真的善才能够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得以突出。主人公的四十余年流亡，是战争遗毒的缩影；中日友好植物园的建立，则寄托了对和解的期许。小说结尾，主人公在幻觉中奔向“苹果与柿子香气的植物园”，暗示唯有超越仇恨、回归人性本真，才能实现真正的救赎——正如孙老汉的那句“是人，就可以交流”，或许这才是对抗异化的终极答案。

将《异生》放入房伟的历史小说序列中考察，它或许可以作为房伟“诗—史辩证法”的绝佳注解：一方面，以历史档案（史料）为根本，拒绝戏说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用文学传播的媒介属性为历史事实立传；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对历史的原本复现，力图去发现历史那丰富、驳杂、乃至令人惊骇的一面，在史料的缝隙中捕捉被遗忘的“感觉”、想象历史的细节、测度人性与伦理的深度。由此，一副历史小说的“差序格局”图谱也越发清晰，严密考究基础上的历史事件居于核心，它确定了写作的立场和根本价值；抒情的意趣、感觉的恢复和伦理的关怀，则是从圆心荡漾开来的涟漪——《异生》也正是如此展现了一幅既充满人性光辉、又尽显生命挣扎的历史画卷，揭开冷峻残酷、不容置疑的历史伤疤同时，亦在伤口处种下爱和救赎的希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捧读此篇，于文史两界游走，皆是独有意味。

参考文献

[1] 周建华：《激活传统，在新时代重拾故事的魅力》，《文艺报》2024年5月17日2版。

[2] 徐刚：《历史“想象”的激情与方法——房伟历史小说论》，《东吴学术》，2024年第2期。

[3] 同上。

[4]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118页。

文艺评论作者简介

杨云超，男，2002年生，锡伯族。在厦门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评论。有文章见于《文艺报》《新文学评论》《海峡文艺评论》《粤海风》等刊物。

房伟简介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研究》等八部，另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小陶然》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曾入选收获文学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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