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保持了很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会突然转向了化债？

因为在近十年，中国的高增长是以投资拉动和扩大财政赤字来实现的，这是一种良性的债务驱动模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

为什么要说是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

因为凯恩斯的扩大财政赤字是以完全的私有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为背景的，中国很不同，中国的投资与扩张赤字，是以所有制为锚定；也就是说，投资与负债的驱动，不完全是以市场需求和效率为中心，市场为主导资源调配，而是行政干预下的一种“计划性”的ＧＤＰ指标问责制，资源流向了长期项目和国企，国企占有了８０％的资源，并没有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天，没有真正带动起需求与民生。国企以两倍于民企的总资产，仅支持了２６．２％的税收和７％的就业。

资源错配，决定了投资效能递弱，也决定了高增长的结束。

高增长结束了，债务却在扩大，良性的债务驱动模式就有了压力。

2021年后，房地产也开始出问题，这又加快了地方债务叠加，以至于两会强调，要把房地产纳入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局中。

可见，房地产正在激活着金融风险。

２０２１年，房地产销量为１８亿平方米，２０２4年大幅下滑到9亿多平方米；地方财政高度依赖的土地出让金，由８万多亿，降到4万多亿；这个巨大的缺口，现在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去填补，但是，没有整体经济的高增长做背景，最终会加大金融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还能实行强刺激政策吗？

如果不从结构上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引起的资源错配，让市场去主导，就不能为今后的化债提供一个高增长的经济大背景，房地产继续塌陷，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权与事权不平衡，就只能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用长债化短债，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资源错配，伴随着效率的递减，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将失去意义，过去拉动一元钱的ＧＤＰ，需要投下去三元，现在投下去九元；而投资由国企担纲，虽然可保持ＧＤＰ计划增速，但这是以债务叠加为代价的，总会有边际。如果不能进行机制改革，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我们期待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去刺激经济，只会加大负债率。

种局面持续下去，现在经济的表现是通缩，但在一个更长的周期中，通胀将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