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欧洲中世纪。
“中世纪”一词，源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比昂多。比昂多1483年出版《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31卷，将欧洲410－1440年称为中世纪。后世史家则在此基础上，将中世纪划定为476—1453年。
传统观念一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然而深入研究发现，中世纪远非想象那么简单，不同时期社会状况差异很大，功过是非很难一言以蔽。实际上中世纪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做出许多贡献，如孕育三次文艺复兴。而大学之产生与发展，恰与三次文艺复兴息息相关。
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8世纪后期的加洛林王朝，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该王朝由丕平建立。768年丕平去世，查理曼继位，在位46年，使王国疆域覆盖大半个西欧。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特征：基督教和拉丁文化在蛮族统治者手中得以弘扬。查理曼不仅推动设立宫廷学校，还于787年下令每座教堂和修道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图书馆，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化，改革和推广拉丁语，并学习“七艺”。“七艺”是指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七门课程，原形成于古希腊，4世纪晚期教育家马尔蒂亚努斯·卡佩拉做了系统梳理归纳，撰写《论七艺》。查理曼时期则将“七艺”正式确定下来，成为此后上千年欧洲正规教育基础课程。而宫廷学校特别是修道院学校的设立，则为后来经院哲学形成和大学诞生奠定基础。
第二次文艺复兴发生在11世纪末，主要原因是古希腊文化重返欧洲和基督教走向历史舞台中央。
基督教最初遭受迫害。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李锡尼联合颁布《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380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塞萨洛尼基敕令》，罢黜百家独尊基督，遂成罗马国教。1054年东西罗马教会分裂，东罗马基督教改称东正教，西罗马基督教改称公教。明末利玛窦来中国时，与徐光启等人根据中国文化语境，将公教译作天主教。
东西教会分裂后分道扬镳。1059年天主教会在教宗尼古拉二世主持下，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通过《教宗选举法》，确定教宗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使教权独立于王权。1075年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进一步颁布《教宗敕令》，强调教权至上，教宗有权废黜皇帝。该敕令迅速激化教权与皇权矛盾，并于1077年促发“卡诺莎之辱”事件。1122年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五世同教宗卡里克斯图斯二世在莱茵河左岸沃尔姆斯签订《宗教协定》，达成教权与皇权相互制约平衡。但随着时间推移，天主教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皈依和崇奉。
天主教最高光时刻主要在11世纪后期至13世纪末，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如英诺森三世不仅创立“宗教裁判所”，而且干预政治，使各国国王全部低头称臣；教会主导社会经济；教会主导思想文化教育；多次组织十字军东征；新兴城市不断涌现；经院哲学形成等。
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在保罗、查士丁、克莱门、德尔图良、奥利根、奥古斯丁等学者思想成就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理论范式，是基督教理论发展新阶段。阿拉伯帝国在崛起初期曾将大量古希腊和罗马文献掠走并译成阿拉伯文。至11世纪亚欧文化交流中，不少文献又被译回拉丁文，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方式和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取向，打开了神学和哲学思想研究新天地，亦催生了科学研究萌芽。
意大利学者安瑟尔谟1059年开始在诺曼底贝克修道院研修神学，对传统神学理论和古希腊理性文明思想均有较深涉猎。1075年他开始撰写著作《独白》和《宣讲》，试图从理性角度对基督教信仰进行阐释和论证。在随后二三十年中，安瑟尔谟深入钻研并撰写《上帝何以化身为人》和《论圣灵的发出》等著作，逐步探索形成新的神学理论体系，开辟了神学研究新方向，奠定了经院哲学基础。后来经大阿尔伯特、阿奎那等哲学家努力，经院哲学走向高峰。
经院哲学促就第二次文艺复兴，标志之一便是大学出现。大学既是经院哲学发展结果，也是经院哲学文化现象外溢到世俗社会之产物。两厢耦合如影随形。
1088年，第一所大学诞生在博洛尼亚。该地是亚平宁半岛连接欧洲大陆的咽喉，既靠近教宗国首都罗马，又是自由城邦，两次翻译运动均对这里产生重要影响，故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各方面都特色鲜明，形成独特文化生态。
为解决日益增多贸易纠纷，依内里奥、佩波内、格雷茨亚诺等学者联合起来，创办了以法学为特色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没有校名，更像行会，被称为Lo Studio（学校）。后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并确定校名Alma Mater Studiorum（大学之母）。
博洛尼亚大学培养了大批世界名人，如但丁、彼特拉克、哥白尼、马可尼、丢勒等。1888年建校800年庆典，全球几乎所有大学都派代表出席。1988年纪念建校900年，全球430位大学校长出席并签署《欧洲大学宪章》，确认博洛尼亚大学为“大学之母”。
巴黎大学古老且影响力巨大。巴黎建都于508年。1150索邦神学院成立，发展至1261年改称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相比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师资力量、科研深度、学科广度、交流范围、学术氛围、教学管理、国际声誉等各方面均达新高，开启人类探索世界、传承文明新模式。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早设立的大学。1167年英法两国关系紧张，英国人无法进入巴黎求学，于是聚集于牛津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规模很快壮大起来。1191年人们开始称牛津为“university”。
至中世纪末，欧洲大学已达80余所。
与柏拉图学园、吕克昂学院、伊比鸠鲁花园学院等以往教育模式相比，中世纪大学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大学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发起，既非个人主导，亦非官方或教会有计划设立。如剑桥大学便是1209年一些牛津师生来到剑河边，箪食瓢饮筚路蓝缕创办。二是大学带有行会特点：协商与自治，类似同业者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以契约方式形成的团体。也可以说早期的大学就是一种行会。欧洲的行会即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拉丁文Universitas、法文Université和英文University均含有行会或社团之意。三是办学方式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如设立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职位体系，确立入学标准、学时、学制、毕业等规范，以及制定各种管理制度，使大学更具社会化公益色彩。四是以文、法、医、神为主，分学科教学。其中“文”指“七艺”。五是教研方式为讲授与辩论相结合，在追求真谛过程中提升心智，激发学术思想创新。如13世纪发生在巴黎大学的阿威罗伊“理智论”之辩、唯实论VS唯名论等许多辩论影响深远。六是国际视野。如巴黎大学鼎盛时，来自各国学生曾达5万之众。不同文化交汇激荡，使巴黎大学在1100年—1400年间，一直是欧洲思想文化交流中心。
中世纪大学不仅培养出大阿尔伯特、阿奎那、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埃克哈特大师、罗吉尔·培根等一众思想文化大师，而且造就一大批掀起第三次文艺复兴巨澜思想家，如但丁、彼特拉克、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哥白尼、布鲁诺、蒙田等。
从表象看，中世纪通过大学教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而本质上看，任何社会的掘墓人都可能来自自身。如果掘墓人是文化精英，则社会走向文明；如果掘墓人是流氓无赖，则社会走向黑暗。培养文化精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是进步社会的骄傲。
第三次文艺复兴肇始于14世纪。以但丁、彼特拉克、卜伽丘等先贤为开路先锋，高举人本大纛，打破神权束缚，将巨大“人”字书写于天地间，在人类文明史上铸起一座高耸入云丰碑。
三次文艺复兴一次比一次深刻，但存在内在逻辑，各有独特价值，恰如新生命必然是孕育的结果。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文艺复兴表象是文艺，以文艺为发端，实质上是人性、人格、人权、人的觉醒。思想解放为文明插上腾飞翅膀，引历史巨轮航向，为现代文明奠基。
正是由于第三次文艺复兴触及社会本质，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所以人们常常忽视前两次，直称第三次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KO天主教的一记重拳是宗教改革，导火索是“赎罪券”。赎罪券最早出现于1095年，天主教廷为十字军东征筹集军饷而设。至16世纪滥用，引发一些信徒不满。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堡大学34岁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贴出一份《九十五条论纲》，从批评赎罪券入手，提出宗教改革。
对此，天主教廷派出辩论团，与路德展开辩论。没想到路德的观点越辩越深入人心。于是教宗利奥十世1521年1月3日发布诏书：革除路德教籍。路德则彻底与天主教决裂，并于1525年创立“路德教”。路德教核心观点是因信称义，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每个信徒都可直接阅读和理解圣经，否认天主教廷具有解释圣经的特权。
且说法国有一个比路德小26岁的小伙子叫加尔文，深受路德思想影响。在路德教创立11年后，27岁的加尔文在瑞士发表著作《基督教要义》，提出自己宗教观，与路德教遥相呼应，又创立一新教教派，影响比路德宗还大。
再说英王亨利八世想休妻，遭到罗马教廷反对。亨利八世冲冠一怒提出英国脱离天主教，创立本国新教。于是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予以确认，即安立甘宗。安立甘宗虽自称新教，但由于脱胎天主教，且出于世俗需要，所以在教义、礼仪、组织制度等许多方面，都类似天主教。对此，许多英国教徒认为英国新教改革不到位，应该更彻底。这些人被称为清教徒受到迫害。后来许多清教徒逃避迫害去了美洲。
宗教改革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神圣地位，导致席卷欧洲的思想大解放。随着天主教权衰落和对约束绝对权力的制度探索，欧洲产生了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工业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国家出现、现代经济形态形成、现代法律制度确立等一系列荡涤人类思想观念、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
在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大潮中，大学教育产生巨变，逐步从中世纪大学走向现代大学。在此过程中，科学登上历史舞台至关重要。15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在那不勒斯创立“自然秘密研究会”。1603年意大利费德里克·切西公爵在罗马创立“山猫学会”，资助自然科学研究。1657年在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利奥波多王子资助下，伽利略的学生博雷利在佛罗伦萨建立了“西芒托学院”。所以说意大利是人类近代第一个科学中心。1660年11月28日，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波义尔等12名科学家共同发起，创立一个科学研究学会，二年后得到国王查理二世批准，成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简称英国皇家学会。
自然科学研究迅猛发展，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学术更加自由，科研更加独立；创新思维更加活跃，探索真理更加执着；价值追求更加多元，联系现实更加紧密；更加尊重个体需求和个性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实践和社会责任。大学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管理、从物质条件到思想理念一步步走向现代化。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场所，作为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圣殿，以其科学求实的特质，日益赢得一切文明人的尊重。1809年普鲁士筹建柏林大学。国王威廉三世将王宫捐献出来作为校舍，聘黑格尔、叔本华、薛定谔等人授课，培养学生如俾斯麦、舒曼、费尔巴哈、海涅、魏格纳、玻恩、海森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周恩来等。
哈佛大学是现代大学的代表。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国陆续来美洲建立殖民地。其中英国“五月花号”航船改变了美洲历史。
1620年9月16日，一艘长30米的商贸货船“五月花号”载102名乘客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该船计划去弗吉尼亚，不料海上风暴船只偏航，66天后抵达科德角。当时这里是处女地。于是这些怀揣梦想的人在牧师威廉·布鲁斯特和约翰·卡弗组织下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约定：大家自愿结成一个公民团体，共同建设一个公正、和平、平等、自治的法治社会。该公约是美国历史第一份政治文献，奠定了美国政治思想基础，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起源。这颗创造人类新制度的种子后来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十年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率千余人来到美洲，提出创办大学建议。
1636年，只有一名教师数名学生的“新学院”建立起来。1638年牧师约翰·哈佛去世时，将自己780英镑的财产和400余册藏书捐赠给了“新学院”。为纪念之，学院便以哈佛冠名。1780年，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哈佛大学始终保持学术与管理的自治、独立和透明，“双院制”管理，学生全部实行选修制，每位学生都有导师指导……。美国的顶尖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
现代大学既是社会思想文化高地，也是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承重要策源地。1901－2024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976人，其中80%工作在大学。数百年来，世界一流学者绝大多数工作在大学，如牛顿、爱因斯坦、黑格尔、弗洛伊德、霍金、维特根斯坦等。大学对推动知识生产和社会进步之作用可见一斑。
现代大学的灵魂是什么？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思想独立。用自己头脑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不囿于任何藩篱，将自己所爱所求所长及潜能发挥到极致。思想独立则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则创造力爆发。二是学术自由。对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极大兴趣和强烈好奇心，是推动科研走向纵深的强大内驱力。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是专利局职员；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时24岁；米勒合成有机分子时23岁。三是批判精神。学术研究必须遵循逻辑实事求是。任何理论都是从某个视角观照世界，都存在局限性。不同思想交汇激荡，是知识创新和思想升华必要路径。四是人文关怀。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生命既神圣又唯一。珍惜生命敬重尊严，是现代文明基石。悲悯与良知是人类一切美德基础，是人之根本。人文关怀不仅是大学教育的本质，更应贯穿人的一生，成为现代人基本素质。
中国传统教育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官学。汉武帝124年建太学，旨在独尊儒术，后来将该模式延至郡县，形成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二是国子监。晋武帝设立，培养贵族子弟，后世逐渐招收优秀学子。自隋炀帝始，国子监身兼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双重职能，同时将太学并入国子监。明朝朱元璋对思想禁锢达到极致，不仅把《大诰》列为学习重点，而且学子因言获罪是常态。有时会把学子的人头长时间挂在操场杆上以儆效尤。三是私塾。把老师请到家里或族里，小范围授课。四是书院。源于五代兴于宋。宋朝帝王“天下共治”理念催生了士大夫阶层、士大夫精神及宋代理学。理学是传统儒学吸纳道家、佛家思想精华后，以理性思辨方式改造传统儒学的新成果，书院则是理学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早期具代表性的有应天书院、安定书院、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等。
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大体同时代，但在形成原因、核心理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教学模式等各方面都差异巨大。书院虽承载多重使命，但主要职能是科考集训班，本质上是教化工具。读书人皓首穷经，只为有朝一日“货与帝王家”。即便如此，书院仍多为朝廷忌惮。仅明代便禁毁4次。如1625年魏忠贤下令禁毁天下所有书院。
中国人了解大学始自晚明。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明朝光禄寺少卿杨廷筠协助下，编纂了中文版世界地理书籍《职方外纪》。书中将“大学”译做“公学”“共学”。
至晚清洋务运动时，中国人对“大学”仍知之甚少，乃照猫画虎将college译作书院，将university译作大书院。
日本1853年打开国门，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1889年颁行《宪法》，成立议会及内阁，确立君主立宪制。日本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多次去美英法等国考察，眼界大开，随即提出“脱亚入欧”。早在1858年福泽谕吉即开办“学塾”，学习、研究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1868年更名为“庆应义塾”，并按西学模式办学，首开日本近代教育先河。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这是亚洲第一所公立大学，也是日本首次将university译作“大学”。1890年日本政府正式确认庆应义塾为大学。这是亚洲第一所私立大学。
见日本迅速崛起，晚清便掀起学习日本、研究日本、引进日本思想成果浪潮。黄遵宪作为满清第一任驻日参赞，1877年至1882年驻日，责无旁贷成为引进日本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先行者。
1895年10月2日经光绪钦准，洋务运动实业派人物盛宣怀以美国大学为蓝本、仿西方教育模式，在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学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30名，学习法律、矿冶、机械、土木四个专业，同时招收预科生90名。除免费提供食宿及书籍、纸张、笔墨等物品，学校给学生每月另发“膏火费”。翌年改称北洋大学堂，1903年改称北洋大学。
1896年末，盛宣怀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二所大学。
1898年7月3日光绪御批设立京师大学堂，委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三所大学。此时科举制度尚存，京师大学堂兼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双重职能，招生对象以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为主。戊戌变法失败后，百日维新诸改革均遭慈禧否定，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中华民国建立后，继续借鉴日本文化成果，乃将university译为“大学”。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剥离行政职能，委任严复为校长。10月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11月颁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颁布《大学规程》，2月颁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政府令规定，大学教育仿欧美模式，由评议会和教授会主导办学，实现民主管理学术自治。理工农医文法商七科确立，奠定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框架。颁行的一系列教育法规，均摒弃数千年以忠君尊孔为本位的教育宗旨，确立传授知识与学术研究为核心职能，开创了中华民族高等教育新纪元。人们蓦然发现，忠君尊孔教育不可能产生创新型人才，只能生产奴才。
随后各高校纷纷转向。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岑春煊创办的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端方创办的暨南学堂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鹿传霖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改名为国立四川大学……。至1946年，全国有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学院23所、省立学院24所、私立学院32所，以及70余所专科学校。
民国时期，几乎每位当政者都对新式教育、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孙中山主导创办了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并推举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袁世凯推动废除了科举制度，大力倡导新学。黎元洪创办江汉大学，亲任校长，顶着压力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并将修建总统府的巨额资金省下来，用于资助南开等大学建设。冯国璋以“教育救国”为标签。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徐世昌本身就是史学家，极其重视高等教育……。
“七七事变”后，民国政府于8月发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组织大学内迁。有的大学不只内迁一次，经历许多意想不到困难。至1939年底，内迁高校达到69所。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于1937年11月1日迁至长沙，租用湖南圣经学校为临时校址，组成临时大学。三个月后日军进攻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1452名学生和148位老师兵分多路，走广西、广东、香港、越南……。许多师生不仅跋山涉水，还要背上教材教具甚至实验动物。历经艰险度尽劫波，终于1938年5月4日在昆明竖起“西南联大”旗帜。艰难至此，人类教育史上罕见，同时亦可洞见战火纷飞中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之重视，对保护优秀民族文化之决心与力度。
西南联大校务管理机构由三校校长组成，但实际主持人一直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政8年，秉持“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在经济极度窘迫、生活极度困苦、设施极度简陋、轰炸极度频繁下，梅贻琦为联大营造出民主、自由、严肃、活泼氛围。条件虽苦，但大师云集。教授曾达179位，如陈寅恪、吴宓、金岳霖、叶企孙、顾毓琇、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傅斯年、费孝通、华罗庚、钱穆、王力、吴大猷、潘光旦、沈从文、周培源、陈省身、赵忠尧、梁思成、林徽因、刘仙洲、杨武之等。
在枪林弹雨中，联大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王希季、屠守锷、黄昆、汪曾祺、何兆武、许渊冲等成百上千科学文化名家，保存了民族文脉和文化精髓，使中华民族在战后重建中很快崛起。
教会大学，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道独特风景。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土地上最早创办的大学。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1879年创办圣约翰书院，免费为学生提供衣服、饮食、书籍、文具等物品。第一批学生39人。1892年起开设大学课程，1896年改称圣约翰学校，1906年改称圣约翰大学，有“东方哈佛”之誉。知名毕业生有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荣毅仁、周有光等。1952年被取缔，各院系打散后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政治系和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
燕京大学。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创办潞河书院；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崇文门内创办汇文书院。1919年两校合并，定名燕京大学，聘司徒雷登任校长。为办好大学，司徒雷登找段祺瑞、孙传芳、张作霖等多人募集资金，往返美国十次化缘。有感于司徒雷登教育情怀，陕西督军陈树藩将自家价值20万大洋的淑春园，以4万卖给司徒雷登做校园。司徒雷登亲身与大家一起修整，并建造了博雅塔。
孙传芳对洋人在中国办学不解。司徒雷登便就人类文明问题做了深入阐释。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日宣战，司徒雷登旋即被捕。燕京大学则被迫迁至成都。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北平。燕京大学培养出冰心、郑振铎、侯仁之、俞平伯、黄昆、黄华、费孝通、孙道临等众多名人。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52年燕京大学撤销，部分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由北京大学接收。
辅仁大学。1912年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中国天主教教育家马相伯共同上书梵蒂冈，提出在北京建立天主教大学。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成立，1927年改称“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辅仁者，取《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意。“七七事变”后，学校因罗马教廷背景，未受太大冲击，学校不挂日旗，并正常招生上课，是沦陷区唯一不受日本控制的大学，誉满京华，北平四大名校之一。1952年撤销，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校，校区划给北京师范大学。
齐鲁大学。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创办一所免费义塾“蒙养学堂”；1872年改名“文会馆”；1882年设大学部。1904年，文会馆大学部搬迁至潍县，与广德书院合并，取名“广文大学”。1911年学校迁至济南，又与其他教学机构合并，于1917年定名“齐鲁大学”。老舍、顾颉刚、钱穆等名家均曾在此执教。1952撤销，院系分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校址为今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
金陵大学。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设文理医神4科。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并在纽约备案，按美国模式办学，毕业文凭由纽约大学签发。1915年改名金陵大学。1927年7月在国民政府要求下，学校文理科科长陈裕光当选校长，成为第一位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1952年撤销，相关院系分别并入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等校，校园被南京大学接收。
教会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先驱，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地位作用独特。首先，教会大学引入西方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和学科分类；采用现代大学教学制度和课程体系；注重实验教学、师生互动和学术研讨……。其次，教会大学引进西方教育理念、研究方法、学术成果和管理制度；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为中外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特别是，教会大学奠定中国高等教育基础。培养大量人才，有的服务于社会，有的成为中国大学教学骨干。建国后教会大学虽取缔，但人才与物资全部调整充实到中国人自己创办各大学中。
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发生几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1952年大调整，全面抛弃英美模式，倒向苏联，从素质教育转向实用。
第二次：“大跃进”时期，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各类“劳动大学”涌现，高校数量从1957年229所猛增至1960年1289所。至1963年，许多“大学”自消自灭，剩余407所。
第三次：1966年“文革”爆发，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全国高校停招。
第四次：1970年开始在部分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第五次：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8月决定恢复高考，11月开考。
第六次：大学合并潮，1992年开始，1998年达到高潮。1080所高校合并为600余所。
第七次：高校数量快速扩张。2001年1225所；2008年突破2000所；2019年2688所；2023年3074所。
第八次：扩招。1998年高考人数320万，录取108万人。录取率33.75%。1999年高考人数288万，录取160万人。录取率55.56%。此后持续飙升，2021年录取率达到93%。
结语
数字文明时代，对大学提出新挑战新要求，赋予新使命新期待。一是大学自身如何从教育理念更新、学科体系重构、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等各方面，尽快适应和融入数字文明。二是大学作为人类思想殿堂和文化高地，如何担起历史重任，开创新路，为人类生存发展擎起一片蓝天。这种神圣使命之挑战，对于我国这样先天发育不足、在精神世界尚有浓厚农耕文明色彩、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转型的社会，尤为严峻。
作 者 简 介
清华大学毕业
博士、编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荣誉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时空的弯曲与消长——广义相对论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乡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桥》《鹅湖遗响》等散文;《水上漂来的北京城》《运河文化拾贝》《传统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等讲座
本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讲座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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