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母亲，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留在孤儿院，却将“情敌”的儿子养大。这在如今看来可能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但战争年代的事情，就是这么曲折。
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位母亲就是谭正伦，她是在四川云阳乡下长大的，16岁嫁给彭咏悟。那时候彭咏悟还是个爱脸红的少年。她做饭，他就蹲在灶台前帮她烧火，柴火噼啪响里，他说：“正伦，等我读成书，让你和娃过上好日子。”
两人的孩子彭炳忠3岁的时候，彭咏悟离开了家。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他就写信让娘俩赶紧过去。可家里还欠着地主三担谷子，谭正伦夜里抱着炳忠坐在油灯下，数着铜板算来算去，终究没敢动身。她给丈夫回信，字歪歪扭扭：“等还了债，等娃好了就去。”
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到了1947年的时候，同村在重庆做帮工的人捎回来一个布包里面有封信，上面写的是：“咏悟在重庆……另成了家，有个娃。那女同志要出远门，托你照管。”
收到信以后，谭正伦捏着信纸在灶门前蹲着，她有些难过。这几年间，她替人纺线、纳鞋底，把两人的孩子炳忠养得虎头虎脑的，每天都盼着丈夫推门进来，叫她一声久违的“正伦”。可现在，他却成了别人的丈夫。
夜里，哄睡了孩子后，谭正伦坐在床边发呆，她想起同村人说那个女同志是个读过书的姑娘，在城里办报纸，说话脆生生的。“她要出远门”，这话里的意思，谭正伦懂。云阳乡下这几年遭兵灾，有不少女人都把娃塞给邻舍，自己跟着队伍走了，一去就没回头。
次日一早，她就把自己的纺车卖了，换了两张去重庆的船票。炳忠攥着她的衣角问：“娘，咱去找爹吗？”她摸了摸儿子冻得通红的鼻尖，没说话。
重庆城比云阳大得多，巷子更是多得数不清。谭正伦按着地址找到七星岗的一间矮屋，门被打开后，一个穿灰布旗袍的女人抱着娃站在屋里，眉眼清亮，就是颧骨太高，看着单薄。“是幺姐吧？”女人把娃递过来，声音有些发颤，“这是彭云，刚满一岁半。”
谭正伦接过娃，小家伙攥着她的衣襟咯咯笑，眉眼像极了彭咏梧。那女人眼圈红了：“我要去川东，带不了他。”她塞过来一个布包，里头是几件小衣裳，还有块银元。“幺姐，难为你了。”
后来谭正伦才知道，这女人就是江竹筠。那天她走得急，旗袍下摆沾着泥，谭正伦望着她的背影拐进巷口，忽然就红了眼眶。
带两个孩子过日子，比谭正伦想的要难得多。炳忠9岁，正是能跑能闹的年纪，总问：“娘，为啥要带这个小不点？”彭云那时候才2、3岁，饿了就哭，夜里总蹬被子。她就租了间阁楼，白天去码头帮人缝补，晚上就着煤油灯给人纳鞋底，一双手在日子的磋磨下，越来越粗糙。
开春的时候，巷口贴满了通缉令，印着江竹筠的照片。有天夜里，炳忠突然喊：“娘，外面有脚步声！”谭正伦抱起彭云就往床底钻，炳忠拽着她的裤腿跟进来，阁楼的木板在头顶咯吱响，她一只手紧紧抱着彭云，另一手就捂住炳忠的嘴，听着外面的皮鞋声从巷头走到巷尾。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月，直到那天下午。谭正伦正在煤厂宿舍给人补工妆，突然有人拍门：“江姐被捕了！”她手里的针线“啪”地一下掉在地上，抱起彭云就跑，炳忠跟在后面喊：“娘，等等我！”
她从后窗跳出去时，摔在煤堆上，膝盖火辣辣地疼。彭云在怀里哭，她回头望了一眼，炳忠还站在窗台上，小手扒着窗框，眼泪汪汪的。那天夜里她躲在菜窖里，听着外面的狗叫声，心里疼得就像被刀割一样，她把亲生儿子落在了那里。
半夜摸回去时，炳忠缩在门后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谭正伦抱着儿子，眼泪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一片。那天晚上，她坐在煤堆上，看着两个熟睡的娃娃，想了整整一夜。第2天清晨，天还没亮透，谭正伦牵着炳忠，抱着彭云，走到了孤儿院门口。
炳忠攥着她的手问：“娘，咱去哪？”她从怀里掏出块水果糖，是前几天帮人看孩子得的，糖纸都被体温焐软了。“忠儿，”她蹲下来，把糖塞进儿子手里，“你在这儿住几天，娘办完事就来接你。”
炳忠把糖攥得紧紧的，眼睛瞪得溜圆：“娘，你不骗我？”她摸了摸儿子的头，头发上还沾着煤屑，“娘啥时候骗过你。”
转身走的时候，她听见炳忠在后面喊：“娘！娘！”一声比一声凄切，还带着哭腔。彭云在怀里哼唧，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娃，又回头望了望孤儿院的铁门，终究没敢停下脚步。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听见铁门“吱呀”一声，接着就是炳忠的哭声。
重庆解放的那天，谭正伦正在给彭云喂米汤，听见外面有人喊着“解放了！”，她抱着彭云就往外跑，去孤儿院接了炳忠，看着瘦了一圈的儿子，谭正伦忍不住流下泪来。炳忠一看见她就扑过来，抱着她的腿不撒手，“娘，你咋才来？”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眼泪混着汗往下淌。
之后，她就带着两个孩子找了好几个月，从渣滓洞问到白公馆，最后在歌乐山的荒草里，一个老看守说：“江姐？早就牺牲了，尸首……烧了。”
谭正伦抱着彭云一下就跪在地上，沉默了许久，她对着空山野岭说：“好妹妹，我把云儿带大。”
后来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说可以去机关当干事，谭正伦却选了幼儿园保育员。“我没读过书，干不了那些精细活。”她笑着说，其实是想离彭云近点，这孩子刚上幼儿园，总哭着要娘。
每月发工资，她只领彭云的抚恤金，炳忠的那份坚决不要。“国家刚解放，到处都要用钱。”她把钱攒下来，给两个娃娃买书本，自己却总穿着打补丁的衣裳。
她对两个孩子的要求十分严格，每天天不亮就把他们叫起来背书。
1965年夏天，彭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回家，红着脸喊：“娘，我考了全省第一！”谭正伦看着通知书上的“清华大学”，却摇了头：“去哈军工吧，国家现在缺搞国防的。”
彭云噘着嘴不乐意，炳忠劝他：“听娘的，娘心里有数。”后来彭云才知道，那年哈军工在四川只招两个名额，谭正伦托人跑了好几趟，才把志愿改过来。
炳忠也没让她失望，考上了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当老师，后来还成了教授。每次回家，总给她带些重庆的桃片糕，说：“娘，你最爱吃的。”她就笑着骂：“乱花钱，家里还有呢。”
1976年春，彭云从北京写信来，说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让她去北京带孙子。谭正伦高兴得一宿没睡，把自己那件蓝布褂子拆了，重新浆洗缝补，还去集市买了斤水果糖，用红纸包成小包包，说要给重孙子。
谁知道，就在这天晚上谭正伦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刚收拾好的行李旁，去世的时候，她只有59岁。炳忠赶到的时候，她手里还攥着给重孙子准备的虎头鞋，针脚还没缝完。彭云从北京赶回来，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在灵前跪了三天。
他和炳忠商量，把娘葬回云阳老家，墓碑上刻着：“彭咏梧原配妻子，江姐遗孤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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