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刑场惊魂一刻，死囚大喊“我给江姐送过信”，这一嗓子让他多活了30年，却也背了半辈子黑锅
1951年，四川荣县的那个公审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几乎窒息。
台上跪着好几个五花大绑的“反动派”，台下几千号老乡红着眼睛喊打喊杀。
就在那几杆枪已经上膛，眼看就要扣动扳机的生死关头，跪在边上那个面如死灰的男人突然疯了一样，扯着嗓子嚎了一句：“我是冤枉的！
我给江姐送过信！
我是自己人啊！”
这一嗓子太凄厉了，把负责行刑的民兵都给整蒙了，枪口不由自主地低了几分。
谁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临死前的绝望一喊，这个叫黄茂才的“特务”在鬼门关门口硬是把脚收了回来，但这仅仅是他漫长苦难的开始。
要说清楚这事儿，镜头得回放到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
那是啥地方？
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老巢，进去的人基本别想竖着出来。
黄茂才混在这个魔窟里当个“少尉文书”，其实纯属是个历史的误会。
他压根不是什么反动骨干，家里穷得叮当响，几亩薄田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
为了混口饭吃，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才谋了这么个差事。
在那个年头，穿上这身皮是为了活命，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身皮差点让他万劫不复。
进去了没几天，黄茂才就觉得不对劲。
他发现这特务机关里的同事，个个满口脏话、吃拿卡要，反而是牢里关着的那些“犯人”，说话好听又有礼貌，怎么看都不像坏人。
特别是那个叫曾紫霞的女犯人，一聊竟然还是荣县的老乡。
起初人家也防着他，试探性地问他家里收多少租子。
这一问把黄茂才搞得哭笑不得，直接摊牌说自己就是个穷得快饿死的佃农。
这实话一说，两人的距离就拉近了。
曾紫霞也是个狠人，在监狱里就开始给看守做思想工作，讲穷人为什么越干越穷，讲地主老财怎么剥削。
这些道理像火种一样，直接把黄茂才给点醒了。
他这才明白，自己这是在帮着坏人欺负自家穷兄弟，于是这人立马反水，决定在特务窝里给地下党当眼线。
也就是在这会儿，渣滓洞来了个重量级人物——江竹筠，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姐”。
特务们防贼一样防着，黄茂才却主动凑上去要负责押送。
关门的时候，他悄悄用家乡话递了句话，问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
刚开始江姐还以为是特务搞钓鱼执发，直到曾紫霞暗中通了气，江姐才敢信这魔窟里居然真出了个“自己人”。
从那以后，黄茂才就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干起了最危险的“信使”工作。
那时候外面的局势一天一个样，狱里的地下党急需和组织联系。
黄茂才就利用职务之便，把江姐她们写的密信缝在贴身衣服里，一次次混过岗哨，送到了重庆的联络点。
他不仅送出去信，还带回了最让人提气的消息——解放军快打过来了。
为了感谢这个冒死帮忙的“特务兄弟”，江姐和曾紫霞在牢里一针一线给他织了件毛衣。
这件毛衣，黄茂才后来穿了很多年，那是他冰冷生涯里唯一的温度。
可是命运这东西，最喜欢捉弄老实人。
1949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前夕，特务机关为了清理内部隐患，把疑似“通共”的黄茂才给踢回了老家。
他虽然躲过了渣滓洞最后的疯狂，却没躲过解放后的清算。
1951年肃反的时候，因为江姐已经牺牲，曾紫霞下落不明，根本没人能证明他干过地下工作。
他拿着那件毛衣当证据，结果人家以为是他从烈士身上扒下来的战利品，罪加一等。
那天在刑场上，要不是农会主席黄大元听了他那一嗓子，心里犯了嘀咕，觉得这事儿可能真有隐情，帮腔说了一句“情况可能还要在查查”，那一枪早就响了。
虽说保住了一条命，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
黄茂才这一关就是几十年，从监狱到劳改农场，人生最好的岁月全搭进去了。
他在里面也没闲着，一遍遍写申诉材料，不是为了要待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年没选错路，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了1981年，整整过了30年。
重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那些发黄的老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当年的信件记录，里面隐约提到了一个姓黄的看守帮忙送信的事儿。
工作人员顺藤摸瓜，这才有了后来那个让人泪目的场景。
一位背着背篓、身形伛偻的老农，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华西医科大学。
他要找一位叫曾紫霞的教授。
当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曾教授手里的饭盒“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在所有幸存者的记忆里，这个当年渣滓洞里“奇怪”的看守，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
1982年，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书终于送到了黄茂才手里。
这一年，他已经是个垂暮老人了。
有人问他，为了送几封信，搭进去半辈子，甚至差点丢了命，后悔不？
这位曾经的“特务”、真正的英雄，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江姐她们教他懂得了怎么做人，虽然受了委屈，但对得起良心。
历史从不语，却总在细节处惊雷，有些英雄站在光里受万人敬仰，而有些英雄为了那束光，甘愿在黑暗的泥潭里挣扎了一生。
1982年5月17日，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晚上，黄茂才一个人坐在门口抽了很久的烟，那是他三十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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