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南京阴雨不止，夜色压得人透不过气。警车铁门“哐”地一声关上，三十九岁的周镐——昔日军统的风云人物，此刻已是囚徒。他捏着上衣内侧那本随身日记，心知命悬一线，却仍镇定自若。若干年后，这本日记将成为中共中央认定他为烈士的关键依据，他自己却无缘得见。
谁能想到，眼前这位行将就义的少将，早在抗战时期就曾是戴笠赏识的红人。1936年起，他坐镇贵阳、广州、重庆，职位连升，手握经费和密报，军统里叫他“眼里带电的人”。可熟识的人却知道，他一向不合群，逢同僚纵酒高谈，他常默立窗前，叼根烟不发一词。有人问他为何闷声，他只答一句：“世道未定，声色作甚。”
真正改变周镐命运的，是1943年那次秘密赴南京。当时汪伪政权风雨飘摇，军统奉蒋介石之命安插“钉子”，他被选中潜入汪伪军委会。周心里明白，这一步跨出后就很难回头，可仍满口答应。戴笠拍了拍他肩膀，戏言“镐子，你要去当‘钓鱼钩’，线在我手里。”周镐的回答却是：“我盼的是早日收网。”
在敌占区三年，白天他是汪伪机关里的上校参谋，夜里则伏案密写电报，暗中维护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汽笛一响，他常假装伸懒腰，趁乱掏出微型电台发讯。日本投降后，他奉命负责接管南京敌伪资产，居然让冈村宁次签下受降书，震动重庆高层。功劳没等来肯定，倒先换来妒忌。军统同僚一封密函，瞬间把他打成“贪污犯”，关进了上海监狱。直到戴笠意外坠机，他才侥幸脱身。
回到南京，他开始回顾自己曲折的一生：十四岁离家求学，投身黄埔武汉分校；五次被捕，三度险些丢命；少年时信仰国民革命，青年阶段又因时势卷入特务机关。内心对旧政权的失望，与对劳苦大众的怜悯交织，终于在1946年夏天迎来出口——中共地下党人徐光楚的邀请。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话很少，却掷地有声。华中分局批准，让他出任“京沪徐杭特派员”。自此，他将自己的情报技能和人脉彻底转向人民事业。为了掩护，他把武汉的发妻李华初和三个女儿接到南京，又娶了能共同潜伏的东北姑娘吴雪亚，表面维持旧日军统上校的体面，暗地里却忙着往苏北输送物资、策反将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正酣。周镐在徐州城下做通孙良诚工作，让第107军五千余人折冲南北、一夜易帜。伴随枪炮声的沉寂，他却更警觉。渡过淮河时，周把日记交给警卫员，低声嘱咐：“三日未归，就送给她。”那位年轻警卫后来回忆，当时他只看到周镐微笑，没想到是诀别。
几天后，孙良诚反水，周镐被引至刘汝明部下。国民党心虚，宁杀错不放过，把他押回南京。枪声响起时距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半月。雨花台的一抔新土，掩埋了这位“军统少将”的最后踪迹，更掩埋了他身后复杂的双重身份。
家乡湖北罗田的冬夜，李华初守着老屋寒灯，听人劝她去台湾找丈夫，却固执摇头：“他绝不会走那条路。”苦候十六年，直至1965年病逝，她也未听到确凿消息。巧合的是，她弥留之际，吴雪亚辗转把那本日记送到上海市委领导手中。密密麻麻的电码旁，是周镐娟秀的手迹：“但求天下太平，愿我辈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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