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5日清晨，上海市府大楼的走廊里，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女子轻轻捧着一本牛皮纸包好的日记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办公室的门终于打开，她迈进去，声音发颤却坚定：“市长同志，周镐是烈士。”
曹荻秋看着她递来的日记本，眉头紧锁。薄薄数册，记录的是一名军统少将潜伏十年的全部细节：接头暗号、情报来源、策反计划，甚至还有与共产党联络时的通行密码。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字迹中透着匆忙与果敢。
女子叫吴雪亚，是周镐的妻子。为了这一天，她忍着丧夫之痛奔走多年。如今材料摆在面前，尘封的往事像突然被撕开的包扎布，鲜血与硝烟一起扑面而来。
周镐1910年生于湖北罗田，小学毕业便下田务农。19岁那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他拎着一只竹篮步行两天到考场，硬是挤了进去。好友回忆他当年的话：“读书不为当官，只为报国。”谁能料到，这股冲劲将他推入三重身份的漩涡。
在黄埔，他对强行灌输的“领袖崇拜”很反感，政治测验时甚至公开批评“个人迷信”。结果被学校除名。学籍虽断，军事素养已植入骨髓。
1932年，他加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战火里，他第一次见识到装备差距：国民党步兵枪管过热，日军机枪却像割草机。心底那点对于投机功名的念头，被硝烟吹得无影无踪。
同年11月，闵行起义失败，他在逃亡途中被军统盯上。能言善辩使他化险为夷，却也被戴笠看中，拉进了军统。有人替他辩解：不进虎穴，焉得虎子。谁知这一步，竟走出了一名“双面人”。
短短三年，他由见习特务升至重庆军统局督察室科长，乃至少将，靠的是胆大与细心：情报写成对联贴在庙门，暗号藏于票号账册。戴笠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好。”可就在最高点，他突然接到“潜入汪伪”指令。
1942年，他化名“汪伪军事委员会第六科科长”，频繁出入周佛海公馆。表面是汉奸智囊，暗地却把日军部队番号、油料耗损、空港调度，一股脑塞进密电码，送往陪都。一次误差不到一分钟的电报，为盟军制订轰炸日程提供了关键节点。
抗战胜利的礼炮刚响，他却因“通敌”被国民党逮捕。照例没有审讯，直接关进南京模范监狱。戴笠飞机失事后，无人替他疏通，他的仕途瞬间坠落谷底。
正是最灰暗的时刻，他遇到同乡徐楚光——一名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特工。徐楚光向组织报告：“周镐是棵好苗子。”1946年夏，延安来电点头：“同意其特别入党。”从此，军统内部诞生了又一颗“钉子”。
不久，周镐与吴雪亚结婚。夫妻二人租住在南京东北角一间小屋，屋外是繁华夜市，屋内埋着密写药水、微型收音机。吴雪亚常半开玩笑：“这间屋子比情报站还全套。”有意思的是，外人只以为他们在做小生意，没人想到货架后暗藏密道。
1948年，淮海战役临近，他奉命策反刘汝明部。联络刚展开就被孙良诚出卖，12月被捕。蒋介石得知后大怒，手令“立即处置”。1949年1月初，南京雨夜，保密局密室枪声两响，一代“三栖间谍”倒在黎明前。时年39岁。
消息被层层封存。连同一天被处决的，还有徐楚光。国民党当局担心走漏风声，连死刑公告都未登载。周镐原配李华初与三个女儿，只能在猜测与等待中度日。她不相信丈夫逃去台湾，理由很简单：“他的背影从来不曾后退。”
16年后，吴雪亚带着日记找到曹荻秋。日记最后一页停留在关押当晚：
“若我不得见新中国天光，请告女儿们，爸爸一生无愧。”
曹荻秋将材料送往北京。两个月后，民政部批复：周镐烈士，按革命烈属优抚。公函到达湖北罗田，乡亲们才知道这位早年离乡的后生竟然为共产党的胜利立下大功。
遗憾的是，李华初已在三个月前病逝，未能亲眼见到尘埃落定。村里老人提起她，总摇着头：守了十多年寡，不知多少媒婆劝她改嫁，她只说一句，“好人该有好结局。”
至此，一个横跨黄埔、军统、汪伪与中共四重身份的传奇终于盖棺。有人评论他是“特务中的异类”，也有人质疑他的立场曲折。可从1965年那本日记可以看出，生死抉择的刹那，他站在了民族与人民一边。
那些走在暗巷里的人，手里也许没有长枪，却握着比子弹更锋利的秘密。周镐如此，徐楚光如此，还有无数名字留在泛黄卷宗里的无名者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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