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火最盛的1940年，王庆莲在重庆解译室昼夜不息。她与三十多位译电员轮班，用旧钢笔在砂纸上标注假名，用冷水洗脸强迫自己清醒。一份截获的日军南昌空袭计划，被她提前九小时译出，手递往航空委员会时凌晨两点，长江雾重，警报却准时拉响。她说过一句话：“翻译得越快，多救一条命。”这句话后来在她的档案里只剩一行模糊批注。
同一年，戴以谦已被调往军事情报处。他外圆内方，能在酒桌上与日本宪兵对饮三合清酒，也能在次日凌晨逼迫俘虏交出海防布阵图。据说他从对方口袋里摸出那张图时顺手还掏走一只怀表。有人笑他胆大，他却说：“这是战场，不是赌场。”
祝仁波的工作，更像刀尖上跳舞。炸弹刚炸过的山坡，他背着工具箱冲过去，把炸成蜂窝的电台拆成两截，半小时后让它重新发声。“嘶啦”一声电流通路，指挥部那头喊出“收到”二字，他才往下摸摸胸口确定还活着。一次误触碎石，他险些被埋，爬出来时他拍着尘土骂：“鬼子也盯着我这点破铜烂铁。”
1945年日本投降，短暂的庆祝刚结束，内战阴霾迅速逼近。军统内部人心浮动，戴笠坠机身亡后，毛人凤接手，肃反、猜忌、暗斗成了屋内新常态。王庆莲对地下谋杀与黑名单深恶痛绝，提出回乡。批示拖了三个月才放行；她离开那天，脚步没回头。戴以谦见势不妙，主动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他深知自己背负的血债与功劳一样多，却仍赌一把生路。祝仁波则被“抗战功臣”外衣遮掩，一边修台，一边观察局势。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的炮声比春雷还响。军统留下的名单里，这三人都列在“价值较高，立召赴台”一栏。催促电报飞来又飞走，他们却没动身。有人劝：“去了台湾，荣华尚可盼；留在大陆，命都悬着。”答案各有不同：王庆莲说母亲年迈；戴以谦说“换了旗帜，总得有人擦账本”；祝仁波只一句“跑累了”。
戴以谦的遭遇更凄苦。1953年冬，他因“特务嫌疑”被判五年，羁押在西南农场。妻子带着幼子改嫁，他出狱时腰板佝偻，左腿旧伤时常抽痛。他不愿累及亲人，独身搬到浙江柯城，以贩卖竹筒米酒维生。夜里风大，他给自己裹一层油布睡地铺，习惯了无话可说。
2012年底，浙江高校支教社团组织学生去养老院慰问。轮椅旁，戴以谦被问起“年轻时干什么工作”。他顿了几秒，笑说：“修电台，翻译电报，抓过特务——其实我就是特务。”学生以为玩笑。随后几次交谈，他提到两个名字：“王庆莲，祝仁波。还活着吗？想见见。”志愿者觉得这是个任务，便发动网络、民政、老兵协会多方查询。六个月后，线索汇聚：上海郊区某弄堂里的王庆莲，江西湖口农机站退休工人祝仁波。
电话接通时，王庆莲沉默良久，只问一句：“安全吧？”志愿者笑说时代不同，她才答应。祝仁波则直接说：“见见也好，他那怀表还在我手上。”
2013年9月的相聚，过程远比想象安静。三人围着方桌喝小盅桂花酒，开口时往事像老胶片，沙沙作响——
“那年南昌空袭，我译出‘二零零’。”
“我记得，前线提前布防。”
“电台被炸，我俩守半夜，差点丢了信号。”
对话断断续续，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互望，似乎在确认彼此仍在世。临别，志愿者拿出相机。快门按下，镜头里三人肩并肩，背后是敬老中心白墙与绣球花。他们没有敬礼，没有握拳，更没有谈论功过，只留下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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