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接上期）
五
黄老师恋爱了，而且是跟大队书记。这是班上的黄大发告诉我们的。黄大发的父母都是哑巴，但他很机灵，不过他的机灵没用在学习上。他上课基本上是睡觉，被老师拍醒，课桌上就留下一块口水印；清醒的时候，他的精力不是用在听老师讲课，要么左顾右盼，要么放几个响亮的屁，引得众人发笑。
“黄大发，你要乱说，我叫你也变哑巴。”有人威胁黄大发。
“我要说谎，跟我父母一样成哑巴。”黄大发急的发誓。为了证明他没说谎，他约我们去他家，说晚上就能看到大队书记在黄老师住所。
他家紧挨学校，隔一个教室就是黄老师的房间，这或许就是他知道黄老师秘密的原因。可没有谁愿意去他家，他的父亲是孝师，经常为丧家抬尸，去他家大家就害怕，怕沾染晦气。大家就约定时间在教室后面集中。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家家户户用来照明的菜油灯从窗户透出微弱的光亮，黄老师的房间里煤油灯罩擦得透亮，整个房间笼罩在柔和的光线里。黄老师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她的身影投射到板墙上。至今我也不明白当时我们为何为接下来走进黄老师房间里的那个人攥紧拳头，而只有黄大发一个人在得意地笑。
那个人就是大队书记，没错，他的花言巧语让黄老师依偎在他怀里，板墙上现出两个重叠的黑影。他说，有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只要黄老师表现好，这个名额一定会是她的。
我们逃也似地离开了黄老师的住所。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阻止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
六
我们想到的办法是让大队书记的儿子把他父亲的丑行传达给他母亲。他比我们低一年级，在放学的时候我们找到他，他表示抗拒，因为他对他父亲充满敬畏而对黄老师又充满尊敬，他的眼神里甚至流露出傲慢，这让我们更加生气。
我们围着他，如同一圈炭火把他架在中间炙烤，他迫于这种气势最后只得乖乖就范。我们在静待结果，可没有预料到后面事让我们很震惊：大队书记的老婆喝了煤油想自杀，被人发现躺在床上，大家手忙脚乱，用水替她洗胃灌肠，整个房间散发煤油的臭味；大队书记免了职，而黄老师也不带我们参加全县文艺调演了。
我们为我们导演的却没有预料到结局的悲剧而自责，不过很多人不这样认为，村民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都确认这是迟早会让人知道的事情。
这件事情正悄悄地让村民与知青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之中。虽然大家对外来这帮年轻人的宽容远远超过了对身边的人。这群上海知青让他们长了见识。
方圆二十里的年轻女子和少妇，开始穿镶有蕾丝花边的裙子而不像之前穿千篇一律的“的确凉”花格衬衫，还有人用塑料卷发筒把头发卷成波浪形，她们称这种头发造型叫“阿拉头”，有人甚至穿起丝绸制成的旗袍亮相街头。她们买来布料（要么托知青在上海购买要么在本地商店购买），然后送到缝纫社，指定要裁剪哪个知青穿的款式。
缝纫社有四台缝纫机，四位女性裁缝，她们组成这样的小单位称作“小集体”。这四人当中，太队书记的老婆属手艺最好，大家都称她“李师傅”而不以“书记嫂”称呼。她裁剪的衣服合身，针脚均匀牢固，因此，她的工作台上堆的布料最高。
要在以往，只有来到年关缝纫社才会紧张忙碌，送来的布料裁剪成男女老少的新衣，在大年初一穿上。上海知青来了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李师傅，她要满足追求时髦顾客的要求，就必须经常去黄老师那里讨要样衫，工作台上经常都是堆成小山的布料。
“我这有一本书，估计你能用得着。”黄老师拿出一本裁剪书，封面印着一位时髦女郎，穿着裙裤，上身是一件圆领海魂衫。
李师傅大致翻了一下书页，“真好，里面的款式都是我没看过的。”
李师傅喝煤油自杀的事，大家出奇一致地认为她并不是想去死，如果想死喝农药就会直接了结，农村这种事见得太多，发生在邻里婆媳夫妻龃龉。李师傅是不想死，但又要警示丈夫，结果把卧房弄得满是煤油的臭味，老公因“破坏知青队伍稳定”解了职，黄老师也不再当老师。大家也不好意思再托她购买布料。
一个月后，李师傅回到缝纫社。她小心翼翼，变得沉默寡言。她把黄老师送给她的书转给邻座的裁缝。
七
五十年之后，黄老师不再年轻。她的没有漂染的白发有蚕丝一样的光泽，她穿了一件素皱缎面料湖蓝色碎花旗袍，颈项挂着珍珠项链，气质雍容典雅。
黄老师叹了一口气，“我们像逃兵一样的离开了你们。”她收住寻找往日遗迹的眼光，向着我说。
“老师，当时我们心情非常失落，站在你门口久久不愿离去，希望里面会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黄老师她（他）们在听到返城的消息时，谁也不愿再等一分钟，仿佛迟一秒消息就会更改，他们的心里只有两个字：回家。
村民们在他们房间里拣拾到许多生活用品：酒精炉、带玻璃罩的汤锅、棉被、磁碗，还有一包被特意留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糖果。李师傅伤心地哭起来，她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才让知青决意离开，她不断埋怨自己不该去喝煤油，这样她就可以裁剪更多的时髦的裙衫，大家都会其乐融融地过着每一天。
我们像逃兵一样。”黄老师不断重复这句。他们不愿再等一秒，收拾最简单的行李，向公社疾走。其实，公社已经派好车来接他们。当他们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的时候，车已经开出了他们熟悉的田野村庄，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他们的脸上也没有了喜悦兴奋。他们因不辞而别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
“我们会回来的！”有人突然说了一句。这一句起到了效果，车厢里也不再沉寂。他们述说着乡亲们的各种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几十年过去，他们的人生轨迹各有不同，但都有一段同样的经历。有关泥土森林稻田土房牛粪散发的味道，知了蟋蟀乌鸦麻雀燕子鸣叫的季节，乡亲们纯朴的言语真挚的情感共同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这是一段与青春同在的带有时代印痕的记忆。
他们来了，二十年三十年纪念日来过，五十年人来得最齐，他们或许是把它作为最后一次的大相聚了。很奇怪的是，他们每次来都是只身一人，没有儿孙陪伴，或许晚辈难以抽身或者对前辈的生活没有兴趣。他们独享就够了，这种记忆与现实交织，一定是很奇妙的体验。
我向黄老师说到那一次文艺调演。语文老师带领我们抄山路去县城。路过一个山谷，那里有一棵高大的野桂圆树，真是罕见——但那确实是桂圆树，我还摘过树上的桂圆，至于味道我已经想不起来。
语文老师对化妆显然一窍不通，但他很自信地在我脸上涂抹，结果弄成了一张小丑的脸，我断定那一定是难看死的，因为我在挑台往下看的时候，下面观众的眼光齐刷刷射向我，接着轰堂大笑。我演的是李玉和这个正面形象，我却化了一张难看的脸！我毅然决然往外婆家跑去，耳朵里好像听到报幕员念我的名字。
“要是你带我们去，可能就不会有差错，或许我就有第一次成功演出。”我对黄老师说。
“这也算不一样的经历吧。”黄老师说。
我们来到前文提到的那块纪念石前，上面刻有“上海知青下乡纪念”字样，红漆描画得鲜艳醒目。
（全文完。谢谢阅读！）
供图谢平（路开文化）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文学》《厦门日报》等期（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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