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深邃无垠的浩瀚星河中，孙方友恰似一颗散发着独特光芒的星辰，以其不可忽视的文学魅力，在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他将陈州大地当作一方广阔而神秘的舞台，用灵动的笔触为幕布，以平凡百姓的生活为剧本，演绎出无数扣人心弦的市井传奇与乡土故事。

翻开他的代表作《陈州笔记》，字里行间流淌着陈州街巷的烟火气息，仿佛能听见陈州古镇青石板路上小贩的叫卖声，看见茶馆里说书人挥舞折扇的潇洒身影；《小镇人物》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他们或是命运坎坷却坚守善良的老匠人，或是在时代浪潮中挣扎浮沉的小人物，孙方友用细腻的笔触将这些平凡人物的悲欢离合娓娓道来，把人性的复杂幽微展现得入木三分，让无数读者在阅读中沉浸其中，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故事的陈州世界。

2025年7月26日是孙方友逝世12周年的日子。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深入探寻孙方友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更是要追溯他从颍河之畔起步，如何凭借一支笔、一颗对文学炽热的心，以文字为舟，在文学的浩瀚海洋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历程。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他的创作生涯、作品特色的剖析，展现其作品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珍贵价值，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位文学大家的非凡风采。

（一）“小武汉”的市井经纬

新站镇的清晨总是被颍河码头的号子声劈开。1949年秋天，当孙方友出生在镇东街的青瓦院落时，这座被称作“小武汉”的水运枢纽正处于鼎盛期。四条石砌码头像张开的手指探入颍河，每天有上百艘商船在此装卸，经正阳关入淮河，再由大运河直达南京、上海。少年孙方友常蹲在码头的石阶上，看脚夫们赤着膊扛运粮包，汗水在古铜色的脊梁上冲出蜿蜒的沟渠，那些号子声里的顿挫与呐喊，后来都化作他小说里人物说话的节奏。

镇上最热闹的是十字街口的“聚英楼”茶馆，三教九流在此汇聚：说评书的瞎子老周敲着醒木讲《三国》，船老大们嚼着茴香豆谈运河行情，偶尔有穿着纺绸衫的账房先生掏出水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在晨光中明明灭灭。孙方友家就在茶馆斜对面，他父亲开了间小杂货铺，母亲则在门前摆个豆沫摊。每天天不亮，他就得帮母亲推磨，石磨转动的吱呀声与茶馆里的胡琴声，构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乐。多年后他在《陈州笔记》里写“王驼子的豆沫摊”，那“勾魂的香气能飘三条街”的描写，分明带着母亲围裙上的豆香。

那时孙方友家的堂屋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颍河航运图》，图上用朱砂标出了新站到正阳关的十八处险滩。孙方友小时候就爱趴在图上看，手指沿着河道比划。孙方友的乡党、后来担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的李鑫在回忆录里写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给笔下的人物找活动的舞台。”那些在码头装卸的脚夫、在茶馆说书的盲人、在货船上唱小调的船娘，后来都走进了他的《小镇人物》，成为“土生土长的故事”里最鲜活的角色。

（二）民间剧团的艺术启蒙

1970年，新站镇政府组建了民间剧团，这成了少年孙方友的文学艺术摇篮。当时剧团排演《红灯记》，缺个演反派鸠山的演员，团长看孙方友眼神里有股子“邪劲”，硬是把他从杂货铺拉了过来。第一次登台那晚，他穿着借来的和服，戴着小胡子，站在汽灯前浑身发抖，却在开口念“密斯特李玉和”时，意外得了满堂彩。从此他成了剧团的“专业反派”，《白毛女》里的穆仁智、《沙家浜》里的胡传魁，都被他演得入木三分。

“他演穆仁智时，那眼神能把人吓得往后躲，”同剧团的老演员张桂兰回忆，“可下了台，他又帮炊事员挑水劈柴，完全像换了个人。”这种在角色与现实间的自由切换，后来化为他小说中人物的多面性——《陈州笔记》里的“快手刘”，既是街头变戏法的艺人，又是抗日情报员；“豆腐西施”白月娥，白天卖豆腐时笑靥如花，夜里却在炕头给八路军缝补军装。孙方友曾对后来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创作室主任的马泰泉说：“演戏让我明白，每个人心里都藏着好几个人，写小说就是把他们都叫出来遛遛。”

197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淮阳五七干校”的侯宝林、郝爱民等人来到新站镇劳动，偶然看到剧团的演出。侯宝林对孙方友的表演赞不绝口，主动提出教他说相声。于是在镇文化站的土坯房里，孙方友跟着侯宝林学《关公战秦琼》，学“贯口”技巧。“侯先生说他台风正，脑子活，”马泰泉记得，“后来方友哥写小说，语言里那股子俏皮劲，怕是那会儿跟侯先生学的。”这种民间艺术的滋养，让他的文字始终带着泥土的湿度与市井的烟火气，既不像学院派那样晦涩，也不像地摊文学那般粗鄙。

（三）雪夜共读的精神火种

1972年冬，一场罕见的大雪封了新站镇。

一个夜晚，当时在新站中学留校任教的马泰泉那个由教室改建的宿舍里，狂风卷着雪沫子拍打窗户，桌上的煤油灯突然剧烈晃动，这时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浑身裹满雪的身影闯了进来——是孙方友，他的蓝呢子大衣结着冰壳，像披了副铠甲。

“泰泉，看看这是啥！”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拆开后露出泛黄的《聊斋志异》，书脊已经断裂，显然是本禁书。“他们说这是'毒草'，我倒要看看它咋个毒法，”孙方友的眼睛在灯光下发亮，“光看《艳阳天》《金光大道》不够，得知道山外面还有啥。”马泰泉则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里面是他从学生那里搜罗来的《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书页上还留着批斗时的红墨水痕迹。

那个夜晚，他们两人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头抵着头在煤油灯下看书。窗外是呼啸的北风，屋内是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孙方友读到《婴宁》时轻声笑起来，马泰泉则为《范进中举》感慨不已。“我们就像两个偷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泰泉后来写道，“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这些禁书就是照亮前路的火把。”他们约定交换阅读，每周在镇东头的老槐树下接头，有时是孙方友带来《孽海花》，有时是马泰泉送来《七侠五义》，这些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书籍，成了他们文学启蒙的秘密课本。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孙方友开始偷偷写东西。他用记账本当稿纸，在杂货铺打烊后，躲在里屋写短篇小说。写新站镇的码头故事，写剧团里的人物轶事，写那些在颍河里捞砂礓的苦力。他的第一篇习作《颍河上的老艄公》，写一个老船工在洪水中救了个孤儿，后来被县文化馆的干部发现，刊登在油印的《淮阳文艺》上。当他拿着那份散发着油墨味的刊物给马泰泉看时，手指都在颤抖——那是1974年，一个文学青年在灰暗年代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虽然是油印）。

（四）李凖讲习班的醍醐灌顶

1977年夏天，一个消息像风一样吹进新站镇：淮阳县文化馆要在太昊陵举办文学讲习班，由著名作家李凖授课。当时李凖正在太昊陵潜心创作《黄河东流去》，文化馆馆长是新站公社武装部部长改行的，特意给家乡人送来通知：“让孙方友和马泰泉速来报到。”

接到通知时，孙方友正在颍河里捞砂礓，汗水混着河水顺着脊梁往下淌。他扔下竹筐，跑回家找出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的确良衬衫，又跟邻居借了辆二八自行车——那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他和马泰泉骑着车，沿着铺着砂石坑洼不平的106国道往淮阳赶，四十多里路骑了两个多小时，到太昊陵时，车胎都快磨平了。

讲习班设在统天殿里，这座供奉伏羲的大殿在“破四旧”时期被清空，只剩下空荡荡的殿宇。十多位来自全县的文学青年席地而坐，李凖就坐在殿中央的砖地上，用带着洛阳口音的普通话讲课。他不讲理论，只讲创作体会：“写小说就是写人，写人的情感，写人的命运。”他指着殿外的古柏说：“就像这棵树，它的根扎得多深，枝叶才能长多茂。你们的根就在颍河岸边，就在陈州大地。”

晚上，学员们在殿内打地铺。孙方友和马泰泉挨着睡，听着彼此的鼾声和夜风穿过窗棂的呜咽。一天深夜，孙方友突然把马泰泉摇醒，拉他到殿外的露台上。月光洒在统天殿的飞檐上，像镀了层银。“泰泉兄弟，”孙方友递过一支廉价的“经济”牌香烟，烟头在黑暗中明灭，“李凖老师说得对，咱的根就在这儿。”他望着远处的龙湖，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不管千难万苦，咱也要把文学这杆旗帜打起来！不然就对不起人祖爷，对不起这片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他掰着手指头数：“《诗经・陈风》在这里，孔子七十二贤里的四贤在这里，曹植写《洛神赋》在这里，李白杜甫苏东坡都在这儿留下过足迹。到了咱这代，文学不能断了香火！”马泰泉看着月光下的孙方友，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那个在码头扛包、在剧团演反派的青年，此刻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那是一种精神觉醒的光芒。

（五）“陈州笔记“的创作宣言

讲习班结束后，孙方友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满足于写些短篇故事，而是开始系统地构思“陈州”系列小说。他在新站文化站当站长，每天处理完日常事务，就躲进后屋写作。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写三千字，雷打不动。文化站的旧木桌上，堆满了稿纸和资料，墙上贴着他手绘的“陈州城地图”，上面标满了各个街巷的名称和典故。

“他那会儿像着了魔，”文化站的老同事王建国回忆，“有时正吃着饭，突然把筷子一放，说'有了！'然后就冲进屋里写。有次下大雨，他忘了收晒在院里的棉被，等想起来时棉被已经泡成了泥坨子，但他看着稿纸上的字，笑得比啥都开心。”这种近乎痴狂的创作状态，催生了《陈州笔记》的首批作品：《颍河风情录》《布袋儿哥》……这些小说以笔记体写成，篇幅短小，却人物鲜明，故事奇崛，带着浓烈的豫东风味。

1982年，孙方友在《百花园》杂志发表了《颍河风情录》，这是他第一篇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随后获《百花园》1982年度优秀作品奖，评论界称其“开创了新笔记体小说的先河”。孙方友收到样刊那天，特意买了二斤颍河老白干，拉着马泰泉到颍河边喝酒。“泰泉，你看，”他指着河水说，“咱的根扎在这儿，文章就能活。”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陈州笔记”的创作理念：“写陈州百年来的众生相，为小人物立传。”他认为，正史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而真正构成历史血肉的，是那些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我的笔要像颍河的水，渗进每一寸土地，把那些被埋没的故事都泡出来。”为了搜集素材，他走遍了淮阳的每个乡镇，访问了数百位老人，记录下大量民间传说和方言俚语。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诸如“陈州三绝”（泥泥狗、布老虎、担经挑）、“颍河号子”、“灶王爷祭仪”等民俗资料，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小说中鲜活的背景。

（六）由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

1986年，由于创作成绩突出，孙方友出席了由黄河流域八省市代表参加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黄河笔会”，在会上结识了韶华、马烽、孙谦、张炜、李敬泽、郑义、蒋韵、李贯通、南丁、张一弓、田中禾、李佩甫等作家。1990年代，孙方友的创作进入爆发期。他不仅写《陈州笔记》，还涉足小小说领域，成为“中国小小说界的扛鼎人物”，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得到广泛认可。他的新笔记小小说《神秘的玉镯》《捉鳖大王》《蚊刑》《女匪》《追魂》《泥人王》《泥兴荷花壶》《刺客》《一笑了之》《神偷》《雅盗》等，以其精巧的构思和深刻的内涵，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

与此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扶持文学新人。在新站镇，他发起“颍河文学社”，每周举办文学沙龙，给爱好写作的年轻人改稿。“方友老师改稿特别认真，一个标点符号不对都要指出来，”当年的文学社成员、后来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红鸟说，“但他从不打击人，总是先找出优点，再指出不足。”在他的带动下，新站镇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先后有八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在全国乡镇中极为罕见。

1985年，孙方友调到淮阳县文联任秘书长，有了更广阔的平台推动文学事业。他四处奔走，呼吁创办文学刊物，终于促成《淮阳文艺》创刊，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方友老师常说，文学需要阵地，就像农民需要土地，”现任淮阳区文联主席傅世桢回忆说，“他就是那个为我们开垦文学土地的人。”

在孙方友的引领下，“周口作家群”逐渐形成气候。墨白、柳岸、李乃庆、王剑等一批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却都带着鲜明的“周口印记”——对故土的深情，对小人物的关注，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评论界认为，“周口作家群“的崛起，标志着河南文学从“乡土写实“向“文化寻根”的转变，而孙方友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者。

1997年10月，孙方友调入河南省文化厅《传奇故事》编辑部，担任编辑部主任一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不仅负责编辑工作，还继续坚持创作，在文学创作与编辑工作之间找到了平衡。

2002年10月，对于孙方友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他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这是他文学事业的又一个高峰，在这里，他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和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在专业创作的生涯中，孙方友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陈州笔记”系列和“小镇人物”系列，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描绘了豫东大地的风土人情和芸芸众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小小说的魅力。

（七）最后的演讲与未竟的梦想

2013年7月20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的空气中弥漫着文学与期待的气息。“中国作家协会周口市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暨“周口作家群”崛起现象座谈会在淮阳迎宾馆召开，这场汇聚了本土文学力量的盛会，却成为作家孙方友生命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舞台。

从北京做完体检归来的孙方友，彼时已被病痛悄然侵蚀——他脸色苍白，却仍以挺拔的姿态坐在会场前排中央，浅蓝色衬衫衬得身形清瘦，梳得整齐的头发下，眼神依旧透着创作者特有的明亮与锐利。当他扶着讲台起身发言时，几声咳嗽泄露了身体的虚弱，沙哑的嗓音却稳稳地托起了演讲的主题：《本土与世界》。“很多人问我，周口作家群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目光扫过台下专注的面孔，抛出这个被反复探讨的命题。会场里鸦雀无声，只听见空调外机的嗡鸣与钢笔在笔记本上沙沙的记录声。孙方友停顿片刻，用指节轻轻叩击讲台，继续说道：“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筋骨。”他提到小时候在颍水畔听老人讲古，那些关于漕运码头的奇闻、豫东土匪的传说，还有饥荒年间树皮观音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我们脚下的土地，每一寸都浸泡着故事。”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当我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让世界看见中国农民的脊梁。”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孙方友现场分享了创作《陈州笔记》的经历。他说，自己曾花三年时间走访淮阳七十二村镇，在祠堂里听老族长讲述家族兴衰，在打麦场上记录农人的四季歌谣。“那些沾满麦芒的粗布衣裳，那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方言俚语，才是最鲜活的文学素材。”他的眼中泛起光芒，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走街串巷的日子。台下的作家们频频点头，其中不少人正是受他影响，开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

谈及“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时，孙方友举起了手中的茶杯：“这杯陈州的菊花茶，泡在青瓷盏里，香气能飘出万里。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守住本土的根，才能开出世界性的花。”他特别提到鲁迅的《呐喊》、莫言的高密乡，强调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从地域文化中生长出的人类史诗。

在孙方友去世后，这场演讲以《本土与世界》为题刊发在7月31日《中华读书报》，我们能感受到孙方友对文学故乡的赤诚。他谈及周口的地域文化如何滋养作家的创作，谈及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文学想象转化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审美表达，更谈及“周口作家群”应肩负的使命——不仅要成为地域文化的记录者，更要成为连接本土与世界的桥梁。

然而，命运的残酷在于，这场关于“本土与世界”的思考，成了他未竟的梦想。演讲结束后不久，孙方友的病情急转直下，于2013年7月26日离世，留给文学界无尽的遗憾。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连同“周口作家群”在本土土壤中生长出的创作实绩，却真正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理念：从淮阳的泥土出发，让文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此后，周口作为“文学之乡”的声名渐盛，莫言、李敬泽等作家、评论家曾多次提及这片土地的文学活力，而孙方友最后的演讲，恰似一曲生命的绝唱，让人们在缅怀中更深刻地理解：本土文化的根脉，永远是文学走向世界的起点。如今，在淮阳的文学馆里，仍陈列着孙方友演讲时的照片，泛黄的衬衫、坚定的眼神，永远定格在那个为文学呐喊的瞬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周口作家，在本土与世界的经纬间，编织属于中国文学的璀璨篇章。

（一）题材与主题

孙方友的文学创作题材犹如一片广袤无垠的原野，涵盖了世间万象，而市井传奇与乡土故事则是这片原野中最为繁茂且独特的花园。他拥有一双如鹰眼般锐利的眼睛，总能从平凡日常那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敏锐地捕捉到不平凡故事的蛛丝马迹。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舞台的主角并非那些头顶光环、高高在上的英雄豪杰，而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底层百姓。

你看，那街头支着卦摊、故作高深的算命先生，每日迎来送往，在三言两语间洞察着求卦者的命运与心思；茶馆中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的说书人，凭借一张巧嘴，将古往今来的奇闻轶事演绎得活灵活现，引得听众们如痴如醉；乡村里手艺精湛、坚守传统的老匠人，他们用粗糙的双手，将一块块普通的材料雕琢成精美的物件，传承着岁月的技艺；还有那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为生计奔波的佃户，在苦难中挣扎，在希望中坚守。这些在生活底层默默打拼的小人物，在孙方友的笔下纷纷登上文学的舞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通过这些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孙方友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矿工，深入到人性的矿脉之中，挖掘出其复杂多面的本质。他笔下的人物绝非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而是充满了人性的灰度。以《女匪》中的主人公为例，作者从人类良知的角度，紧扣女性身上最美好的属性——美丽和母爱来写。你看，写女匪首出场时，乘一叶小舟，“大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和端庄”；写她对人情人性的通达：装成女仆的女匪劫走了别人的孩子，女匪因对孩子的照料而使孩子对其产生了感情，当孩子的母亲要抱走孩子时，她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毕竟是孩子，每一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会得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重！你想过没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妹将是怎样的心情呢？”写那位装成女仆的女匪在孩子要交回夫人带走时，因舍不得而“伤心地抹眼泪”。写那位夫人因为儿子被绑而肝肠寸断，并勇敢地去和女匪接头，最后又为了儿子而“毅然上了匪首的小舟”。即使被绑走的孩子，也因为和带养他的女匪建立了感情不愿回家而“又哭又嚎、紧紧地搂抱住女匪的肩头”。这里展现的是人间的至情至性至美，这哪里是写令人心惊胆战的绑架，完全是一曲母爱的颂歌，是对女性美的礼赞！

同时，孙方友巧妙地将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作为时代的缩影，透过他们的经历反映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在《陈州笔记》系列中，从清朝末年的腐朽衰败，到民国初年的动荡不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每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政治局势、经济状况等都在人物的命运起伏、生活琐事中得以体现。例如，在描写陈州地区商业发展的故事里，通过展现老店铺的兴衰、商人在不同政策下的经营困境与机遇，生动地描绘出时代浪潮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巨大冲击，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他以文字为画笔，勾勒出一幅幅社会全景图，让读者在阅读小人物故事的同时，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与历史的厚重。

（二）叙事手法

在叙事手法的运用上，孙方友堪称一位技艺精湛的魔术师，总能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精彩。他深谙读者的心理，善于运用巧妙设置悬念这一神奇的魔杖，在故事开篇就紧紧抓住读者的眼球，让读者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迫不及待地想要探寻故事背后的真相。

在《蚊刑》这篇作品中，故事一开篇便抛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陈州有个奇特的刑罚叫“蚊刑”，专用于惩治那些罪大恶极之人。这一神秘的刑罚瞬间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让人不禁想要知道“蚊刑“究竟是怎样一种残酷的刑罚，受刑者又会有着怎样的遭遇。随着情节的逐步推进，作者如同一位耐心的解谜人，一点点揭开“蚊刑”背后的秘密，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命运和复杂纠葛，让读者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又深深沉浸于故事营造的紧张氛围之中。

多线叙事也是孙方友常用且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他能够像一位高明的织锦大师，将多个看似独立却又在暗中紧密相连的故事线索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自如切换，使整个故事如同一块精美的织锦，丰富多彩且立体饱满，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在《小镇人物》系列的某些篇章中，他会同时讲述几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人物的故事。比如，一条线索围绕着小镇上新来的教书先生展开，讲述他在小镇上推行新教育理念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另一条线索则聚焦于一位手艺高超但性格古怪的铁匠，描述他如何在坚守传统手艺的同时，应对时代变迁带来的冲击；还有一条线索以小镇上的一位年轻女裁缝为中心，展现她在爱情与事业之间的迷茫与抉择。这几条线索看似各自发展，互不干扰，但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通过一些微妙的情节关联和人物互动，逐渐交织在一起，共同勾勒出小镇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此外，孙方友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堪称一绝，精准得如同一位优秀的指挥家掌控着整个乐队的演奏。他深知故事如同一场精彩的交响乐，需要有激昂的高潮，也需要有舒缓的间奏。在情节紧张刺激之处，他会加快叙事节奏，如骏马奔腾，让读者心跳加速，神经紧绷；而在需要细腻刻画人物情感、营造氛围之时，他又会放缓节奏，如潺潺流水，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其中的韵味。以《雅盗》为例，在描写雅盗入室盗窃的过程中，作者通过快速的动作描写和紧张的情节推进，营造出一种紧张刺激的氛围，让读者为雅盗的安危捏一把汗；而在雅盗盗得名画后，面对名画陷入沉思与回忆时，作者则放慢叙事节奏，细腻地描写雅盗的心理活动和神情变化，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雅盗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感受到他对艺术的热爱与痴迷。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与人物一同经历着喜怒哀乐。

（三）语言艺术

孙方友的语言艺术别具一格，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他巧妙地将河南方言中的俚语、俗语和歇后语融入到作品之中，使文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生动形象且充满生活气息。就像在《陈州笔记》里，形容一个人做事莽撞，他会写道：“那家伙跟个二愣子似的，干啥事儿都毛手毛脚，跟那没头的苍蝇瞎撞哩。”这里的“二愣子”“毛手毛脚”“没头的苍蝇瞎撞”等极具河南地域特色的词汇，一下子就将人物的性格特点鲜活地展现出来，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置身于陈州的街头巷尾，亲耳聆听着当地人的交谈。

同时，他的文字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只需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场景。在描写人物时，他善于捕捉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点的细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成为他刻画人物的有力武器，让人物跃然纸上。在《捉鳖大王》中，对捉鳖大王的描写仅有简单几句：“只见他挽起裤腿，光着脚丫，眼睛死死地盯着水面，手中的鳖叉微微颤抖，蓄势待发。”这短短数语，通过“挽起”“光着”“死死盯着”“微微颤抖”等一系列动作和神态描写，将捉鳖大王的专注、沉稳以及对捉鳖这项技艺的娴熟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捉鳖能手形象立刻浮现在读者眼前。

在描绘场景时，孙方友更是运用细腻的笔触营造出独特的氛围，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陈州大地的独特韵味。他描写陈州的集市：“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卖菜的扯着嗓子喊：‘新鲜的青菜嘞，刚从地里摘回来的！’卖糖葫芦的则一边摇晃着手中的糖葫芦串，一边唱着：‘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快来尝一尝！’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有烤红薯的香甜，有羊肉汤的醇厚，还有炸油条的酥脆。摊位上的货物琳琅满目，色彩斑斓，让人眼花缭乱。”这段描写从视觉、听觉、嗅觉等多个角度入手，生动地描绘出陈州集市热闹繁华的景象，使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集市的喧嚣与活力，仿佛自己也正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尽情享受着集市带来的欢乐与满足。

（一）作品的传播与认可

孙方友的文字恰似带着墨香的候鸟，跨越山河湖海，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留下独特印记。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作品如破土春笋般，接连登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等国内文学殿堂级刊物。1990年，《女匪》在刊发后，先后被《小说月报》《传奇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等权威选刊争相转载，收入20多个选本，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女性与侠义精神“的热烈讨论；《蚊刑》更是以其奇崛的构思，被收录进数十所高校的现当代文学教材。2008年，其代表作《陈州笔记》系列新笔记小说八卷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其代表作《小镇人物》系列新笔记小说六卷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3年7月孙方友先生去世后，他的新笔记小说《陈州笔记》（四卷）《小镇人物》（四卷）出版，随后成为畅销书，甚至在二手书市场上，初版签名本被藏书家以数千元高价收藏。

在海外传播领域，孙方友的作品同样绽放光彩。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将其作品汇编成《TheLegendsofChenzhou》，一经推出便登上亚马逊亚洲文学畅销榜；日本集英社推出的日译本《陈州奇谭》，被《读卖新闻》评为“最具东方神秘色彩的文学佳作”。2012年，《小镇人物》英译本登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评论家用“文字如同古老的汴绣，一针一线勾勒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灵魂，让西方读者得以窥见东方市井文化的独特魅力“盛赞其创作。截至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23个国家出版发行，真正实现了“陈州故事走向世界“的文学奇迹。

荣誉的桂冠更是纷至沓来。2003年，他问鼎首届中国小小说界最高奖项“金麻雀奖”，其颁奖辞曰：孙方友的小小说善于出奇制胜，而“奇”的背后，则是人生正道，天理良心。他的传奇，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而又不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能够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女票》《女匪》等一系列作品，都能以时代精神为参照，以纵向的思考途径，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发掘出合乎时代进步的人格价值。在创作技法上，孙方友的传奇，吸收了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选起，给人以较高的阅读快感。同时，他也吸纳了现代小说的诸多因素，比如注重气氛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注重细节的描写，《雅盗》《蚊刑》等就是这种既得古典笔记小说神韵又有现代小说艺术成分的佳作。

2011年，被授予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其颁奖词曰：孙方友的笔记体小小说《女匪》《雅盗》《捉鳖大王》《蚊刑》《泥兴荷花壶》《神偷》《邮差》等近千篇笔记体小小说穿缀成“陈州系列”，在当代小小说领域自成一家，亦庄亦谐，厚重深邃，影响深远。作为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的获得者，孙方友写小小说具有“翻三番”的能耐。这种能连续把读者带入阅读奇效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一种典型的“孙氏风格”。在孙方友笔下，颍河水流过的陈州府（这时候的陈州已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弥漫着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他自觉地构筑着一座地域性的文学艺术殿堂，把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典型，请进人物画廊。孙方友的传奇，吸收了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给人以强烈刺激的阅读快感。同时，他也吸纳了现代小说的诸多因素，比如注重气氛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注重细节的描写。孙方友是当代小小说领域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被誉为“笔记体小小说之王”。

他还斩获小小说世界杯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70余项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这些荣誉如同璀璨星辰，共同照亮他的文学征途。

（二）对其他作家的启发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中，孙方友的创作理念宛如高悬的北斗，为无数写作者指引方向。在创作领域，孙方友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陈州叙事模式”。以地域文化为土壤，以小人物命运为根系，以悬念设置为枝干，这种独特的创作范式被全国小小说作家奉为圭臬。据中国小小说学会统计，近十年间，以“陈州”为背景或模仿其叙事风格的作品超3000篇，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感慨：“孙方友让小小说摆脱了单纯讲故事的窠臼，赋予这种文体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推动小小说从边缘文体走向主流视野，他的贡献堪比微型小说领域的‘曹雪芹’。”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的小小说专栏中，随处可见“新陈州派”“类孙方友体”等创作标签，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中国乡土文学的百年流变》中犀利指出：“孙方友是中国乡土文学转型期的关键人物，他打破了鲁迅、沈从文以来传统乡土书写的单一视角，构建起民间立场与现代意识交融的新范式。”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孙方友以《武大郞歪传》等6部长篇小说、《虚幻构成》等39部中篇小说、《颍河风情录》《霸王别姬》等200余篇短篇、微型小说、近800篇的新笔记小说的超量级创作，填补了地域文化书写与市井文学表达的空白。他的《陈州笔记》系列，被评论界誉为“用文学笔法撰写的地域文化志”，书中对淮阳、颍河镇古镇商业生态、民间信仰、婚丧习俗的细致描绘，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珍贵文本资料，甚至被历史学者作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中国小小说发展史上，孙方友与林斤澜、汪曾祺并称为“微型小说三驾马车”，共同奠定了小小说的艺术高度。他们的创作，让这种曾经被视为“快餐文学”的体裁，成功跻身严肃文学殿堂。《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主编）评价：“孙方友以独特的文学实践，证明了小小说同样能够承载厚重的历史感与深刻的人性思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他的文学遗产，早已超越个体创作的范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持续滋养着后来的创作者。

（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孙方友的文字犹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剖开社会现实的肌理。在《打工妹》中，春妮攥着皱巴巴的车票初入城市时，霓虹灯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黑中介狡黠的眼神、流水线永不停歇的轰鸣声、车间主任不怀好意的触摸，共同织就一张无形的网。这些浸透血泪的细节，将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困境暴露无遗。当春妮蜷缩在城中村潮湿的出租屋，数着微薄工资上的折痕时，孙方友用文字叩击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迫使读者直面底层劳动者在身份认同与权益保障上的双重困境。

《老银匠》则奏响了一曲传统手工艺的挽歌。王银匠的工坊里，世代相传的錾刻工具泛着冷光，他精心打磨的龙凤呈祥银镯曾是陈州姑娘嫁妆中的珍品。然而，当机器批量生产的银饰以低廉价格涌入市场，王银匠布满老茧的手开始颤抖——他舍不得关停炉火，却又不得不看着祖传的鎏金技法在轰鸣的机械声中逐渐沉寂。孙方友通过老银匠在坚守与妥协间的痛苦抉择，具象化呈现工业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其笔下流淌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沧桑，更是一个时代文化转型的阵痛。正如有文学评论家所言：“孙方友的作品是用故事写成的社会调查报告，每个情节都烙刻着时代的印记。”

（二）对人性的探索

孙方友对人性的挖掘堪称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探险。在《赌徒》中，陈二狗从田间地头的朴实汉子到赌桌前的疯狂赌徒，其转变过程被拆解成无数个震颤人心的瞬间：当他第一次将卖粮钱押上赌桌时指尖的迟疑，输掉田地后面对妻子绝望眼神时的逃避，甚至在偷盗祖坟时因恐惧而急促的喘息……这些细节如同放大镜，将欲望腐蚀人性的过程展现得触目惊心。而在生命垂危之际，他颤抖着抚摸母亲白发时滚落的泪水，又让读者看到人性深处那束永不熄灭的微光。

《义贼》里的张三则颠覆了传统的善恶认知。月光下，他如狸猫般穿梭于陈州街巷，却在面对卖炊饼老汉的病儿时，悄悄将偷来的银元塞进对方的草篮。孙方友巧妙地在张三身上编织矛盾与挣扎：他是触犯法律的贼，却也是市井中的侠；他游走在道德边缘，却坚守着内心的底线。这种复杂的人性刻画，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叙事窠臼。有文学批评家评价：“孙方友笔下的人物没有脸谱化的善恶，每个毛孔都渗透着人性的复杂，让读者在阅读中照见自己灵魂的褶皱。”

（三）文化传承与创新

孙方友的作品堪称陈州文化的基因图谱。在《陈州庙会》中，他以工笔画般的笔触勾勒出民俗长卷：梆子戏演员亮开嗓子时，声浪震得戏楼飞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泥泥狗艺人指尖翻飞，黑底白花的泥哨眨眼间便跃然掌心；“担经挑”的舞者踩着八卦阵图起舞，彩带在空中交织成神秘的符号。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描写，将陈州特有的民间信仰、传统技艺与节庆习俗凝固成永恒的文学标本。民俗学家冯骥才曾感叹：“孙方友的文字让陈州文化有了温度，后人翻开他的作品，便能触摸到历史的质感。”

在传承的根基上，孙方友大胆嫁接现代艺术之花。《狐仙嫁女》中，纸扎花轿在月光下化作流光，狐仙们裙裾扫过之处，衰败的城墙瞬间爬满藤蔓，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既保留了民间传说的瑰丽想象，又赋予其超现实的审美张力。他还将电影蒙太奇手法融入多线叙事，在《陈州奇案》中，当铺失窃、书生遇鬼、镖师遇害三条线索如旋转的棱镜，在快速切换中拼凑出惊人真相。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使陈州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生，为地域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孙方友以笔为犁，深耕陈州沃土数十载，在当代文学的苍穹下，矗立起一座镌刻着人性密码与时代印记的巍峨丰碑。他的文字如同颍河之水，裹挟着泥土的芬芳与市井的烟火，流淌出一幅幅鲜活灵动的乡土长卷——这里有泥瓦匠掌心的老茧在岁月中层层堆叠，有女匪腰间的弯刀在月光下折射人性的幽微，更有万千小人物在时代浪潮里的浮沉与呐喊。这些作品早已超越单纯的文学创作，成为穿透时空的精神琥珀，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图谱，永久凝固在文学的殿堂。

他对文学的赤诚，恰似陈州古窑中不灭的薪火，即便历经风雨仍炽热如初。从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里打捞灵感，在民间传说的褶皱中探寻文化根脉，孙方友用一生诠释了“文学即生活”的真谛。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守望，让赊店古镇的青石板路、陈州庙会的喧天锣鼓、手艺人掌心的温度，都化作永不褪色的文学符号；而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执着叩问，则如同暗夜中的烛火，照亮了人类灵魂深处最隐秘的角落。这份对文学纯粹的热爱、对土地深沉的眷恋、对人性本真的坚守，构筑起一座超越时代的精神灯塔，指引着无数后来者在文学的征途上笃定前行。

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回望，孙方友的文学遗产早已融入中国文学的血脉。他开创的叙事范式、深耕的题材领域、坚守的创作品格，如同永不凋零的种子，播撒在当代文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未来，无论文学的浪潮如何奔涌，那些在陈州故事里淬炼出的文学精神——对真实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对美的永恒追寻，都将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文学的浩瀚银河，持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激励一代又一代写作者在文字的世界里，继续书写属于人类的精神史诗。

原载《河南文学》202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