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语境变化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新世纪文学在故事、技术和观念方面显现出叙事转向。这些叙事转向，不仅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文学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体现了当代文学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自觉努力。

原文 ：《新世纪文学的叙事转向》

作者 |中山大学教授 郭冰茹

图片 |网络

新世纪以来，计划与市场、教化与娱乐的共谋或对抗，让文学生产面临比1990年代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所谓的多元共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作家在处理政治宣传、市场需求和艺术自律三者关系时，因侧重点的差异而令文学表现出话语纷呈的多重样貌。这是因为，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旋律的倡导始终存在，并且以制度保障资源配给；另一方面，市场逻辑的运作需要面向消费打开叙述空间，身处其中的作家、编辑家、出版家和评论家需要在二者的角力中保有艺术的自律性，以获得平衡。新世纪文学在故事、技术和观念方面显现出的叙事转向，不妨视为作家在确认自己创作个性的同时兼顾市场，并选择通过制度保障来肯定自身的写作价值，力求达到三者平衡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故事层面：重建宏大叙事

在故事层面，新世纪文学（主要是长篇小说）显现出重建宏大叙事的基本趋势。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这样的判断大致不错。但是1980年代“纯文学”对文学“提纯”意愿的持续影响，使解构宏大叙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被赋予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当历史的整体性被击碎，文学叙述沉溺于个人的狭小空间，沉浸于人生的宿命感和历史的偶然性时，从宏大叙事和集体主义话语中解放出来的、被重新发现的“人”，也随之消融在琐碎与虚无之中。换言之，执着于个人内心和琐碎日常，却与公共领域和现实关怀已然断裂的文学书写，只剩下人的内在生活和历史的碎片化图景，不仅极大地压缩了文本的想象空间，更无法有效建构或者维系人的主体性。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界从艺术自律的角度反思“纯文学”，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再度书写来重构宏大叙事。在正面书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中，比如《历史的天空》（2000）和《亮剑》（2000），情节设定充分体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人物形象凸显性格中矛盾纠结的部分，让充满神性光辉的英雄同时也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随着这两部小说在影视化后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大量制作精良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占领了文化市场，比如《士兵突击》（2006）、《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觉醒年代》（2021）等。在融合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书写，比如《笨花》（2006）和《家山》（2022）中，民风民俗的细腻勾画不仅成为“民族形式”的标识和体现，也传达出一种来自民间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地方风物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的原动力，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与意蕴。这些重述革命历史的文本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文学的“再政治化”，而是以文学自律充分平衡了国家意志和市场期许的结果。

写作技术层面：创造性转化文化传统

在写作技术层面，新世纪文学进一步充分化用本土和西方的不同资源，对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探索更具现代意义的民族形式。早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就尝试在“影响的焦虑”中寻找自身的表达形式，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冲击。彼时民间的、本土的文化资源超越了文艺界以往对“旧形式”的理解，开始受到关注。汪曾祺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以及冯骥才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把荒诞、写实、哲理、象征、古典小说的白描，乃至通俗小说的写法全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宽泛、自由、包容性很大的形式”，均是在超越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层面上对传统的吸收和扬弃。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和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之后，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归古典”，尝试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写作资源。虽然不同的写作者对传统的认知不同，调用的写作资源也各异，但“大踏步的后退”“旧瓶装新酒”“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写作趋势是大体一致的。

新世纪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延续了新时期以来的基本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包含了形式、审美、精神气韵的意义整体，这种认识同样源于艺术的自律性。以先锋姿态和形式实验步入文坛的格非曾在《小说的十字路口》中总结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表现方式的优劣，他认为，前者的“某些创作原则（如流水时序、全知角度的叙述、戏剧化的情节结构等）已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扬弃”，而后者“所暴露的弊端（如晦涩艰深，难以卒读，对小说传统的破坏导致的读者的陌生感等）也已日益明显”，所以只有将两者融合才是当代小说创作的必由之路。这种文学观念落实在创作实践上，便是“江南三部曲”从不同角度对传统叙事资源的调用。《人面桃花》（2004）和《山河如梦》（2007）都充分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白描写实的手法来描摹场景、点染人物，利用草蛇灰线、伏笔留白的方式谋篇布局。其中，《人面桃花》更是化用诗词典故来表情达意。《春尽江南》（2011）则放弃了古典小说的形式技巧，以周而复始、不断轮回的时间观来结构故事，设计人物命运。这种处理方式同样出现在莫言的《生死疲劳》（2006）中，六道轮回的结构方式以及章回体的形制都令其成为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传统不仅是外在形式，还包含着精神气韵以及对古人感知世界方式的理解。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讨论了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构入新的文本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各种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换言之，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语境中，传统是包含了形式的“意义整体”。先锋派从文学艺术的自律性出发，经由“大踏步的后退”，在传统精神与现代笔法之间找到了连接点，既摆脱了写作的困境，又受到了读者的热捧。与此同时，回溯传统，接通本土的文学资源，同样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帮助中国文学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

文学观念层面：文体跨界、雅俗并举

在文学观念层面，新世纪文学不断推动文体跨界、雅俗并举的写作实践。在1980年代初期文学界要求打破思想桎梏和形式壁垒的写作潮流中，小说的抒情性实践就成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尝试，“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作家文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期“小说界革命”“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这些口号的推动下，文学如何处理生活与创作、现实与想象、写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就不仅关乎写作技术，也关乎对小说文体的再认识。韩少功《暗示》（2002）在小说和理论之间不断进行着文体置换；祝勇《旧宫殿》（2005）将历史事件、文化遗迹、现实关怀、个体感悟融为一体，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文化笔记”；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2017）穿行于考据、思辨与幻想之间，创造出一种介于虚构和非虚构、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跨界文体；李洱《应物兄》（2018）将儒学、史学、美学、语言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人物带入小说；王尧《民谣》（2021）让通讯稿、墙报、申请书、倡议书之类的应用文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文体跨界的写作，作家们是从文学艺术的自律性出发来理解的。韩少功在《叙事艺术的危机》中意识到文体界限对叙事行为本身造成的困扰，他说：“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祝勇在一次关于《旧宫殿》的访谈中更为明确地提到了“综合写作”的概念，因为“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新世纪文学在文体观念上体现出的这种“综合写作”同样表现在内容生产上，这是因为，在文化市场日益成熟的当下，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消费品的一面也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就不仅是作家对故事内容、表现方式和叙事技巧的把握，还需要关注读者体验。

“综合写作”在内容生产上表现为严肃文学对通俗文学的类型征用，从而获得文学性与畅销性并举的传播效果。不少研究者在回顾1990年代的文学潮流时，都会提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崔健的摇滚进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也意味着文学的价值观念、评价标准和意义指向在消费市场的影响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新世纪以来，麦家的“特情小说”系列便是将悬疑小说的叙事逻辑与革命战争的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创作，类型小说的外壳对信仰、理想、人性等精神主题的发掘和追问，有效平衡了文化产品的市场诉求、审美自律与主旋律期许。事实上，随着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严肃文学的写作，这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表达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社会转型带来的语境变化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在内容和审美精神上重建宏大叙事、通过对民族传统的回溯探索民族形式，以及在写作观念上打破文体和文类边界，新世界文学的这些叙事转向仍然是在主旋律要求、市场走势和审美自觉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创作实践，同时也可被视为当代文学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努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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