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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的一天，上海特刑法庭里，冯文冈正准备收起相机。

他是《大公报》的记者，那天奉命来拍一场公开审判。

整个过程很快，甚至有些仓促。

死刑判决一宣读，法警立刻押人出庭。

可就在那一瞬间，被判死刑的王孝和，忽然回头——不是看审判长，也不是看押他的士兵，而是在寻找某个人。

他脸上竟然还带着笑意。

他下意识按下快门，拍下了那一瞬间。

等他回过神来，才顺着王孝和的目光望去，才发现原来他是在找自己的妻子。

那一幕，说不出的沉重，也让冯文冈第一次在现场掉了眼泪。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孝和那会儿二十四岁，上海人。

出生在虹口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他父亲是船厂职工，母亲做过纺织工，眼睛后来坏了，只能靠给人洗衣服糊口。

家里孩子多，能长大的不多。

他自己也说，能活下来，本身就不容易。

小时候家里穷得厉害，靠宁波同乡会的资助才上了小学。

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好。

可惜后来因为战乱失了学，一家人逃到宁波投亲。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他认识了邻居家的祁玉瑛。

两人青梅竹马，从小就被长辈定了娃娃亲。

回到上海后，他考进了一所英文专科学院。

在那里接触到一些共产主义的书，也认识了几位地下工作的老师。

那时候他才十几岁，但对社会的不公平已经有了很深的感受。

他读到“人人平等”这四个字时，整个人都震了一下。

因为家境太差，他没能读完学业。

退学后进了发电厂做文员，白天挣钱养家，晚上做党的地下工作。

他的小房间成了秘密印刷点。

那时候上海的地下党活动极其危险，一不小心就是抓捕、刑讯，甚至枪毙。

他常常夜里接头、传递情报，还要假装打牌掩人耳目。

祁玉瑛那时候也来到了上海。

两人本来已经写信退了婚，但见面后话没说几句，两人都改变了主意。

祁玉瑛是个新式女性，短发利落，性格温和但果断。

她很快就看出了丈夫的“打牌”并不简单，虽然他从未明说，但她心里有数。

有一次，王孝和对她说：“有人来敲门，你在门口敲三下提醒我。”她问：“干嘛这么神神叨叨？”他笑了笑，“怕是抓赌的。”

她没再追问。

当天晚上，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有特务在附近查。

再后来，王孝和有一次送不出去情报，急得团团转。

祁玉瑛看出他的焦虑，说：“我去买菜的时候顺路送吧，没人会查我这种人。”她真的去了，信藏在腰里，特务根本没注意。

那次之后，她成了王孝和最信得过的联络员。

1947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取名佩琴。

日子虽苦，但有了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算是有了点光亮。

可时间不长，1948年夏天，局势变了。

那年白色恐怖加剧，特务频繁上门。

王孝和早就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写信，收拾东西，甚至和妻子谈了很多“以后”的打算。

他说：“实在不行，你去做奶妈。

小孩可以托母亲带。

日子难，就把衣柜也卖了。”

他还说了句：“要是你觉得合适的人，想改嫁也不是坏事，不要因为我一个人，把一辈子耽误了。”

祁玉瑛听完，哭着说：“你走吧，别留在上海了。

我知道他们要抓你。”

他说：“我走了，祸事更大。”

几天后，他被捕了。

入狱之后，他们靠书信联系。

祁玉瑛每天抱着孩子，在狱外租屋住下，风雨无阻地送饭。

有狱卒回忆，那些信加起来有五十多封。

王孝和最后一封写道：“你要在云南路分娩，比杨树浦好，我不在身边，放心不下。”

开庭那天，祁玉瑛挺着八个月的肚子，抱着女儿赶到法庭。

可警察不让她进。

她被拖了出去。

她不死心，沿着刑场的路一路追。

可枪声响起时，她还没到。

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一刻拍下的。

后来，冯文冈坚持把它登在了《大公报》的头版。

照片是黑白的，王孝和的眼神却透着温柔。

他不知道妻子没能赶到，也不知道自己最后的转身，会被永远记住。

照片刊出后，有不少人来询问那是谁。

有人在街头张贴剪报，有人剪下留作纪念。

可再也没人见过那样的表情了。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地下党斗争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冯文冈口述，上海市档案馆编，《亲历上海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英烈传（第七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革命烈士事迹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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