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却在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画了一个圈，平原省就此诞生。

这个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省份，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行政区划的夜空，从成立到撤销仅三年零三个月，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省份。

为什么要突然设立这样一个省？黄河给出了答案。这片区域位于黄河“豆腐腰”地段，历史上饱受水患之苦。

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造成百万人死亡、千里沃野变泽国的惨剧犹在眼前。而当时豫北、鲁西地区匪患猖獗，地方治理近乎瘫痪。新政权急需一个强力机构统筹治水和剿匪两大任务，于是平原省应运而生。

这个决策背后是沉重的现实考量。

黄河下游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悬河”，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而刚结束战乱的豫北地区，盘踞着近十万土匪武装。当治水与剿匪成为燃眉之急，一个打破传统区划的“特别行政区”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省会新乡的荣光

平原省省会设在了新乡市，一个如今在河南并不太起眼的三线城市。但在1949年，这个选择却十分合理。

新乡地处平汉铁路与道清铁路交汇点，是晋东南和豫北农产品的集散中心，更是当时该区域少有的交通枢纽。当挂着“平原省人民政府”牌匾的大门在新乡敞开，这座小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平原省下辖的56个县市，囊括了今天河南的新乡、安阳、濮阳，以及山东的菏泽、聊城等地，人口约1500万。

其辖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地高度重合，仿佛一场跨越两千年的历史轮回。

这个临时省份的效率令人惊叹：三年间组织数十万民工加固黄河堤防，建成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工程，人民胜利渠，让盐碱地变成粮仓；同时展开大规模剿匪行动，肃清了国民党残余武装。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新乡作为省会还承担了向前线输送物资和兵员的重要任务。

当时行驶在新乡街头的汽车，悬挂着独一无二的“平”字头车牌，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谁也没想到，这些车牌很快将成为绝版收藏。

先天不足的“缝合怪”

平原省轰轰烈烈的开端下，行政根基的薄弱像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它由原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各“切割”出一部分拼凑而成，这种“三省拼盘”的构成方式，为后来的困境埋下了种子。

口音的差异首先暴露了问题。在同一个省级机关里，新乡口音的干部、安阳口音的办事员和濮阳口音的通讯员交流时，常常需要对方重复几遍才能听明白。

这并非夸张，而是当时档案记录的真实困扰。当工作需要迅速推进时，语言隔阂成了无形的效率障碍。

更棘手的在于地方认同感的撕裂。一位曾在平原省供销系统工作的老干部回忆：“下乡收公粮，菏泽的老农总说自己‘是山东人’，安阳的商户则强调‘我们河南特产’，谁也不认‘平原省’这块新招牌。”这种无形的“旧籍贯认同”成为施政的无形阻力。

最直接的是资源调配引发的矛盾。省政府试图在濮阳、菏泽交界处建设储粮仓库，两地代表竟在会上争执选址应当“偏向山东”还是“照顾河南”，完全忘记了同属平原省的现状。地方间的无形壁垒，在这个新生的省级框架内暴露无遗。

撤销的决策

1952年深秋，一份标注“特急”的报告呈送国务院。

周恩来总理细阅后，在报告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批示：“平原省原为临时措施，现水患缓解，匪患已清……宜回归原行政格局，精简机构，以利发展。”这份批示，成为了平原省命运的最终裁决书。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这份文件的第一条，即决定了平原省的终结：“撤销平原省建制。”历史定格在这一刻。

为什么中央如此果断？行政成本太高是核心因素。维持一整套省级班子运作，在建国初期资源极其有限的背景下负担过重。

平原省设立时配备的省、地（市）、县三级完整行政架构，相比同等规模的省级单位多耗费30%以上财政支出。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干部素质参差。当时新乡地委报告指出：“平原省干部构成极其复杂……素质层次不齐，管理困难。”

尤其是地方干部，普遍缺乏管理省级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导致政令难以顺畅下达至基层。

更深层次的是国家战略调整：1953年即将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更合理的行政区划支撑工业布局。而平原省内部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割裂的经济联系，显然无法承载这个使命。

中国省制的“活化石”

1952年11月30日，新乡火车站月台上，平原省政府最后一批机关人员登车离去。

那块挂在七里营旧址的“平原省人民政府”牌子被小心卸下，像一块尘封的历史切片。

一位工作人员在日记中写道：“看着工人们卸下省府门牌，就如同把三年的岁月一并收进了木箱。”

根据中央部署：

·新乡、安阳、濮阳三专区共29县划归河南省

·聊城、菏泽、湖西三专区27县划归山东省

·划界时，东明县从河南省调整至山东省

更有趣的是其后数十年的变化。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距原平原省界仅80公里）。1983年设立的濮阳市范围几乎复制了平原省时期的濮阳专区。聊城、菏泽成为山东西向发展的桥头堡，其中菏泽2019年经济总量已跃居山东第七。

而当年平原省的治河遗产，人民胜利渠至今仍灌溉着新乡、焦作45万亩良田。2018年黄河博物馆的专家指着渠道闸口告诉参观者：“这水闸能正常运转60年，靠的就是平原省时期打的底子。”

消逝的省界，不灭的印记

平原省的记忆在新乡市演变成了具体坐标：解放大道上的平原省委旧址现为文物保护单位；当地老辈人仍习惯称某片区域为“平院”（平原省直机关家属院简称）；新乡博物馆三号展厅用沙盘复原了1951年新乡城区的省府格局。

历史的辩证法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为应对水患匪患而紧急创设的行政单元，通过高效的专项治理完成了历史使命。

其短暂的存续时间，恰恰证明了建国初期决策机制的务实，该创则创，当撤则撤。

平原省的印记还藏在河流与道路间：横贯新乡的“平原路”是主干道名称；灌溉豫北的人民胜利渠获评国家水利遗产；鲁西地区至今在行政区划图上保持着连片布局，这都暗含着当年平原省统一规划的地缘基因。

中国两千年的行政区划变迁中，像平原省这样存在仅三年的“昙花”，恰恰反映了我们处理特殊地理威胁的政治智慧。

行政边界的价值不在于永恒存在，而在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关键痛点。当它的历史任务完成，不留恋、不犹豫地回归国家整体布局，才是真正的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