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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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深刻反映了历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南边疆，促进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四川在历史上属《禹贡》九州中的梁州之域。秦灭巴、蜀以后，先后设立蜀郡、巴郡。唐代设立剑南东、西川道，到宋代设立益、梓、夔、利四路，才有了“四川”这一称谓。从元代开始，元朝在四川设立四川行中书省，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四川的治理。明、清以后，四川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一直沿续了下来。

关键词：四川；区划地名；梁州；川峡四路

“四川”名称的由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他所著《日知录》卷三一《四川》说：“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顾炎武认为，“四川”之名，与宋代设立益州、梓州、利州、夔州等“川峡四路”有关，故简称“四川”。清黄廷桂等修、张晋生等纂《四川通志》卷二，《大清一统志》卷二九一等地理总志也认为：北宋“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以上观点目前已得到学术界绝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不过，在历史上，对“四川”得名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它与四川有“四条水”有关，这其中以清代学者李元《蜀水经》卷七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川者，水也。四川者，四条水也。”后来出版的一些工具书或地理书如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郑励俭编《四川新地志》、汪永泽编《四川省》等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四川”得名与境内有四条江有关。下面就“四川”名称出现的历史过程作一梳理，并就四川行政区划设置特点略加概述说明。

一、天下“九州”：“华阳、黑水惟梁州”

我们知道，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总志性质的著作《禹贡》，不仅是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经济、地理、社会性质的重要文献，而且也在中国地理沿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中国地理学之祖。《禹贡》是一部托名大禹治水、制定贡法的著作，“禹制九州贡法”，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记述了我国古代自然地理区划、山岳、河流、湖泊、土壤、植被、物产、交通、贡赋、民族等自然与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华阳、黑水惟梁州”，其范围主要包括今天云、贵、川、渝大部分区域。当时划分九州的依据主要是以山脉、河流、湖泽、海洋等“山川形便”作为天然分界线，属于自然地理区划；各自然地理区划之间在气候、土壤、植被、物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它是《禹贡》制定各州田赋等级的重要依据。此后《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都讲到“九州”。让人意外的是，以上诸书所讲“九州”却没有“梁州”，而是出现了“幽州”，这与《禹贡》所记载的“九州”略有不同，说明在先秦时期，“九州”到底指哪九州还存在不同的说法。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早已看到这个问题：“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但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从行政区划来讲，无论是《禹贡》划分的“九州”，还是《逸周书·职方》等所划分的“九州”，以及《尚书·舜典》记载的“肇十有二州”，在当时都没有真正实现过，不属于行政区划地名。它是当时人们在大一统政治理想下所设计的服务国家统一的政区制度。虽然“九州制”或“十二州制”在此后也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天下分为“九州”这种说法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认可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疆域辽阔的国家观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九州”已成为华夏儿女心目中盛世“中国”的代名词。战国时齐人邹衍还提出过“大九州”的观点。他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见司马迁所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赤县神州”包括的范围比《禹贡》“九州”更大，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神州”或“赤县神州”。

二、从巴、蜀古国到巴、蜀二郡的设立

巴、蜀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包含了地、人、族、国、文化等丰富的内涵。从地域范围来看，今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在《禹贡》为梁州之域。巴、蜀在先秦时期还是西南地区重要方国。汉扬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史书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代，都各自存在了数百年。巴国为周王室所封子国，为争夺盐泉资源，长期与楚国发生战争。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巴二国，将郡县制推行到西南新占领的地区，先后设立蜀郡和巴郡，这是四川境内真正出现行政区划的开始。当时的蜀郡治所在成都，而巴郡治所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在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而是在阆中，直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巴郡治所才由阆中迁至江州。自此以后，巴和蜀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且也是地域和文化概念，直到今天，仍然成为川东、川西的地域、人群和文化代称。

三、益州：天下谓之“天府”

西汉武帝继位后，实行了一系列对内巩固政权、对外经略边疆的措施。他参照《禹贡》《周礼》所设计的九州区划制度，在全国实行十三州制，今四川之地设立益州刺史部，东汉、三国时仍称益州，故四川在历史上又称“益州”。不过，当时益州管辖范围非常大，包括了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西晋时，为了更好地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朝廷将蜀汉时设置的益州分为梁、益二州，其中梁州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是以汉中盆地为中心，连接秦岭、大巴山南北，沟通关中与巴蜀的交通要道，对维护西晋王朝西南边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益州涵盖范围主要包括今四川大部、重庆全境以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益州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因其物产富饶、商业繁荣、地理条件优越而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对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加强西南边疆地区开发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时常提起的“天府之国”，最早是指关中地区。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苏秦欲说服秦惠王采纳“合纵”战略，称雄天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也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三秦，天府之国。”随着战国以来“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秦朝不断加强关中与汉中、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通过蜀道向蜀地大规模移民，在蜀地推行《为田律》等，有力地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到东汉末年，当时的益州已经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陈寿《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法正传》：“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晋书》卷八十三《袁乔传》记载：“蜀土富实，号称‘天府’。”《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时至今日，“天府之国”已成为四川（当时称为益州）的专属名称了。

四、唐置剑南、山南道与“二川”“三川”名称的由来

西晋以前，益州管辖范围太大，西晋时分设益、梁二州，东晋仍旧，这为唐代行政区划设置奠定了重要基础。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其中剑南道由原益州所改，管辖益、嘉、眉、邛、简、资、巂、雅、南会、翼、维、松、姚、恭、戎、梓、遂、绵、剑、合、龙、普、渝、陵、荣、泸等州；山南道由原梁州所改，管辖荆、峡、归、夔、澧、朗、忠、涪、万、襄、唐、随、邓、均、房、郢、复、金、梁、洋、利、凤、兴、成、扶、文、壁、巴、蓬、通、开、隆、果、渠等州。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朝廷将山南道分为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两部分。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蜀郡为成都府，设府尹。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朝廷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两川，置剑南东川道和剑南西川道节度使，治所分别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和成都，于是四川就有了“两川”之称。如唐代宗时崔旰之乱，朝廷派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两川副元帅和剑南西川节度使，此后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以平蜀乱”。

汉唐时期，中国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地区，西南地区成为汉、唐王朝优先发展的方向，蜀道成为连接西北与西南，关中与汉中、巴蜀的交通要道，并带动了其沿线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唐代，金牛道沿线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城市经济带，四川更成为唐朝重要的战略腹地和支撑唐朝国运的物资供给地。

尤其是安史之乱时，关中米贵，衣冠士庶都从关中南下入川求食，山南、剑南道路相望，“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江淮漕运不时受阻，剑南东、西川和山南西道更成为唐朝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下著录唐代诗人杜甫所撰写的一篇政论文章《东西两川说》，其中有“两川县令、刺史有权摄者，须尽罢免，苟得贤良，不在正授，权在进退闻上而已”。杜甫寓居成都时，剑南东西两川已经合并，杜甫所说的“两川”实际上指的就是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两道。此后，唐代宗又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等原三道统一设三道节度使，又称三川节度使，或简称“剑南三川”，从此四川又有了“三川”之称。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先时，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胡三省注：“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新唐书》卷二○一《杜甫传》载：“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可知四川在唐代已经有“三川”的说法。在此之前，“三川”特指“河、洛、伊”，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曾任命李由担任三川守之职。

此外，在唐代，四川历史上还出现了“蜀川”这一称谓，往往见于诗人作品中，如唐王勃《王子安集》卷三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唐皎然也有《咏数探得七》诗，其中有“鹤驾迎缑岭，星桥下蜀川"之句。《旧唐书》卷一百《毕构传》记载：“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毕构，字隆择，河南偃师人，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任陕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任均有治绩，曾受睿宗玺书嘉奖。这里所说的“自临蜀川”，即指毕构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时所管辖的剑南道所在区域。唐杜佑《通典》卷九《钱币下》专门解释“益州，今蜀川之地”，卷十四《州郡序》“益则蜀川是”，蜀川成了益州的代称。宋代以后，“蜀川”这一名称仍然被使用，如相传北宋李公麟所绘《蜀川胜概图》即以“蜀川命名”。

五、宋代“川峡四路”设置与“四川”专名的诞生

从先秦时“九州”之一的梁州到蜀郡、巴郡的设置，从汉代置益州到唐代设剑南东、西川和山南西道，以及衍生出来的“天府”“蜀川”“两川”“三川”的代称，既反映了四川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四川在政区文化地域称谓的变化，最终迎来在北宋诞生“四川”这一区划地名的高光时刻。

我们先来看宋代在今四川、重庆管辖范围设立行政区划的情况。宋初，沿唐制，虽有称为“道”的区域，但仅为监察区，没有唐代节度使那样大的实权。到宋太宗末年，终于废除道制，将全国划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东、广西等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平蜀，置西川路。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分置峡西路。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合并为川峡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记载：“宋初，以转运使领诸路，设西川路，后分东路，寻并之。”李焘所说与其他文献记载“分置峡西路”不符。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又分西川路为东、西两路，分峡西路为利、夔两路，统称益、梓、利、夔四路，此后益州路更名为成都府路，梓州路更名为潼川府路，四路治所分别在今天的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一般称为“川峡四路”，后遂省文，简称“四川”。在“川峡四路”中，只有利州路长期分合不定，据《宋史》记载，利州路管辖兴元府、利、洋、阆、剑、文、兴、蓬、政、巴等州和剑门关，共三十八县，南渡以后，管辖兴元、隆庆、同庆三府，利、金、洋、阆、巴、沔、文、蓬、龙、阶、西和、凤等十二州，大安、天水二军。绍兴十四年（1144年），分利州路为东、西路：利州东路管辖兴元、剑、利、阆、金、洋、巴、蓬、大安等府、州、军，治兴元府；利州西路管辖阶、成、西和、凤、文、龙、兴等州，治兴州（今陕西略阳），又置利州路阶、成、西和、凤州制置使，泾原、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乾道四年（1168年），利州东、西路又合为一路，由兴元府兼领。淳熙二年（1175年）复分，三年又合；淳熙五年（1178年）复分，绍熙五年（1194年）再合；庆元二年（1196年）又分，嘉定三年（1210年）复合。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分，端平三年（1236年）兵乱废置。这种分合不定的情况主要与宋金战争期间南宋政治军事战略和疆域变动密切相关。而较早出现“四川”名称的时间是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在本年诏书中正式使用“四川”这一称谓，这是目前所见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开始。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一《禁陕西铁钱入川御笔》云：“比以四川铁钱猥多，钱轻物重，若更许陕西铁钱入川行用，则币益以轻，物益以贵，非平价裕民之道。其陕西铁钱可更不许入川行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之《茶事司辟官不许奏辟土人诏》云：“访闻比来不顾公议，多引四川土人。”自此以后，朝廷任命的与四川有关的职官中，多授予“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四川转运使”等官职。如宋刘一止《苕溪集》卷四十三有《陈远猷除四川转运副使制》等。在北宋时，四川路还曾一度与陕西路合称为“川陕路”，郑樵《通志》卷六十六《艺文略》著录有“《川陕路图经》三十卷”可证。

到了元代。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设置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全国普遍建行省，是仅次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在宋代川峡四路基础上正式设置四川行中书省，又称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会设在成都。从此，四川始有称省之名。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将四川行中书省改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又恢复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此后四川省的名称就一直沿用下来。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及重庆市。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四大行署区，恢复四川省建制。1953年2月，成立西南行政委员会，驻地重庆，辖重庆直辖市，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和西藏地区。1954年7月，重庆市并入四川省。1955年，撤销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划归四川省。1997年3月，将原四川省分为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两个行政区域，形成了今天四川省和重庆直辖市分治的格局。

六、元朝建立与四川行省产生的曲折过程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入蜀，改成都府为成都路，成都路立总管府，设录事司管理路府治所城市户民。此后宋蒙于四川地区征伐多年，当时关中为忽必烈封地，立有陕西四川宣抚司，兼理川蜀领地军民，蒙哥汗七年（1257年）罢。元朝建立后，总共设置了十一个行省，包括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等，其中，四川行省的设置和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先后立陕西四川宣抚司、秦蜀行中书省。中统三年（1262年），改宣抚司为宣慰司。至元元年（1264年），罢宣慰司，其后川陕时有分合，合则为陕西四川行省，分则改立四川行省。至元三年（1266年）、八年（1271年），曾两度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省。至元十年（1273年），罢陕西四川行省，至元十三年（1276年），别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六年（1279年），恢复陕西四川行省。至元十八年（1281年），分设四川行省，寻改立四川宣慰司，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仍合为陕西四川行省，立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建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迁四川行省治重庆，两年后复移四川行省于成都。大德三年（1299年），四川行省一度撤销，改立四川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归陕西行省。大德七年（1303年）复故，重立四川行省。四川行省的设立经历了如此曲折的过程，终于稳定下来。

七、四川行政区划设置特点分析

两千多年来，四川行政区划设置与变动，无不与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

第一，四川行政区内部的划分往往遵循山川形便的特点。如历史上的四川省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北缘，其中四川盆地内部是由多个小地理单元组成，而这些小的地理单元往往成为历代划分政区的依据，也成为盆地内部不同文化亚区的分界线。如秦汉时期巴、蜀的划分，唐代剑南东、西川的划分，宋代益、夔、利、梓州四路的划分，基本上都是遵循山川形便，以某一小地理单元为主体，结合其边缘地区而成。不过，在四川省与其他省的疆界划分上，并不是首先考虑山川形便，而是采用“犬牙相制”的划分策略。如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与秦岭之间地区统称为秦巴山地，这是一个从自然和人文方面都类似于四川盆地的小地理单元。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先秦以来属于巴蜀，历代在汉中设置政区。在元代以前，汉中一直属于四川，即使在古蜀国以及后来在成都建立的偏安政权三国蜀汉到五代前后蜀时期，汉中一直都处在上述政权的实际控制之下。唐代分设山南西道，治所设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管辖今陕西汉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区。直到元朝才打破“山川形便”原则划分疆界，汉中开始改隶秦岭以北的陕西行省。自元代设立行省后，汉中地区就不再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而划归陕西行省，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在省级区划设置上并不是根据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山川形便来划分，而是采取一种“犬牙相制”的方法来加以制衡，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地方上出现尾大不掉和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又如在明朝建立贵州行省以前，长期属于四川的遵义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清初划给了贵州。虽然今天的汉中和遵义在行政区划上早已不属于四川，但由于这两个地方长期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范围，故在文化上与巴蜀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其本身就属于巴蜀文化区的范围。所以我们会发现巴蜀文化区与四川自然地理区、四川省级行政区在地域上并不完全重合，而是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

第二，四川行政区划设置与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迁的大趋势有关。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在关中，巴蜀地区成为朝廷优先发展的方向。四川由于本身优越的农作条件，在人类不断地开发之下，经济发达，交通畅通，城市繁荣，成了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其中成都平原以及金牛道沿线形成了一个在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城市经济带；尤其是川西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明显优于川东山地峡谷，无论城市数量还是重要性都居于全川之首，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县级政区分布众多，市镇密集，故川西在发展上步步领先，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个发达地区，从汉代四川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到晚唐发展到“扬一益二”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剑南东、西川和山南西道在全国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关中通过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也加强了与川北、川东北、川东地区的联系，地处四川东部的巴渝地区经济开发也得到加强，但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相比，在城镇数量和重要性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在唐代行政区划设置上，剑南东川道的治所并没有设在以江州、夔州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仍然是以川北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作为治所，这一行政区划分布格局到了宋代才被打破。

入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到开封，南宋又转移到江南的杭州，关中与巴蜀的联系因此受到削弱，蜀道虽然因宋金战争仍然被重视，但其重要性较之唐代有明显下降。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地区，无论是通往中原的陆路还是通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路都比成都有着更加便捷的区位优势，川江水道成为巴蜀地区联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通道。故潼川府路（原梓州路）到南宋时其治所从梓州移到了泸州，川东的重庆、夔州等沿江城市发展成为水陆交通中心城市。欧阳修《峡州至喜堂序》写道：“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尤其是“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由“水运达荆南······每年下运布帛高达百万匹”。甚至到南宋末年，重庆等川东地区的发展“支持西蜀且四十年”。随着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这一地区城镇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四川城镇分布格局和经济发展重心继续向东向南方向转移。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使其成为南宋政权重要的战略区。这个战略区不仅长期为南宋主要的财赋来源（占到当时全国财赋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后来四川军民抗击蒙古内侵、延续宋祚四十余年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入明以后，随着长江航运水平的提高，重庆因位于四川盆地出口，拥有更便利的对外联系和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同时，因明代贵州设立行省，重庆成为贵州省物质供给最重要的基地。因此，重庆在川东众多城镇中脱颖而出，成为继成都之后的又一个中心城市，形成了西有成都、东有重庆的双中心城市分布格局。

第三，四川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与当时所处的政治、军事情势密切相关。汉武帝时，派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打通另一条经身毒通往西域的通道，避开被匈奴控制、交通时断时续的河西走廊。唐蒙出使夜郎，说服夜郎王归顺汉朝，同意在夜郎都城鄨邑设犍为郡，下设南夷、夜郎两县和犍为都尉，后来犍为郡治从鄨县向北迁到南广。当时西汉北部边境面临强敌匈奴的巨大压力，汉武帝被迫在朔方大规模筑城。由于南北同时大兴土木，财政难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孙弘坚决反对继续修筑牂牁道、南夷道，朝廷不得不放弃司马相如开拓的西夷道（今雅安以西一带），仅保留南夷道上设置的犍为郡以及所管辖的南夷、夜郎两县和犍为都尉。汉代还分蜀郡置广汉郡，唐代剑南道分东、西川；宋代利州东、西路时分时合。以上这些行政划区设置与变化都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如唐代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十二月，严武被任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此时唐王朝为了集中力量应付吐蕃威胁，有意将剑南东川、西川合并为一道。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复并剑南东、西川为一，统一节度，不再分设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到了元代，四川行省设置一波三折，也与当时元朝内部政治斗争和宋元军事战争情势密切相关。

第四，四川行政区划设置变化也与四川水陆交通发展密切相关。在明清以前，尤其是先秦、汉、唐时期，巴蜀与关中、汉中之间的蜀道交通相当畅通，有力地促进了蜀道沿线经济发展，政区设置的等级和数量都明显高于川东地区。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两宋时期，川江水上运输更加繁忙，水道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大大促进了川江干流沿线的发展，并进一步深入到对川江支流的流域开发。明清时期，重庆作为四川水上交通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随着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大量湖广移民来到四川。这些移民大都经由川江入蜀，川江航运对移民迁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康、雍、乾时期，随着四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川江航运又重新兴旺起来，大批船帮涌现，重庆已发展成为川江航运业的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南地区继续保持城镇发展的总体优势，大中城市的发展水平也迅速赶超西部传统大城市。不过，成都、重庆双城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川西地区仍然以成都为中心，川东地区则首推重庆。但如果从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来看，重庆则明显比成都更为重要。史书记载，渝州地处“水陆冲衢”，背靠巴蜀广大腹地，成为全省货物外运和东南各省货物内销的商贸中心，这里“百物萃聚”，“商贾云屯”，迅速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包括江津、涪陵、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沿江城市经济带。同时，随着明代贵州建省和持续开发，四川大量物资包括盐、粮食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贵州，重庆成为联系贵州的首选城市。明清时期，湖广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四川与湖广的经济往来成为主要的对外联系方向，而重庆正好占据了这个中心位置，从而加强了重庆作为四川东部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造就了重庆府城可与成都城市相媲美的大城市。1890年，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即《重庆通商条约》），将重庆开辟为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并正式开埠，重庆从一个内陆码头商埠变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城市。随着重庆开埠和近代水上交通工具在川江上大量投入使用，重庆以其天然的水陆交通优势，进一步促进了重庆城市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转型，这一过程在抗战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加强。正是由于重庆充分利用了川江水上航道的天然优势，从而带动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川东地区的发展。

从成渝两地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成都与重庆，一西一东，山水相依，血脉相连，互为依存，命运与同，各领风骚，独具特色，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和谐包容、同谋发展的紧密关系，这为我们今天构建成都、重庆双城双核经济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成渝两地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既有极其厚重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勇先

来源：《文史杂志》2025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宋柄燃

校对：杜佳玲

审订：朱 琪

责编：贺雨婷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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