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4日，台北《联合报》头版用“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作题，登出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婚讯；同一天，洛杉矶比佛利山的一栋老宅里，于凤至手执毛笔，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一刻，她写下的是“张于凤至”，而非“于凤至”，仿佛把姓氏嵌进骨头里，谁也别想抠走。这桩被外界视为“旧式婚姻终让位于新式爱情”的离婚，然而其中曲折离合一言难尽。

都说是天作之合

1916年，十五岁的张学良被父亲张作霖按着头拜了堂。新娘于凤至长他三岁，眉眼温婉，却有一双极稳的手，一手小楷写得比账房先生还利落。

虽说年少轻狂，但是张学良还是在婚夜写下“与姊结秦晋”，第二天照样骑马去戏园子捧女伶。张作霖丢给儿子一句“正房我给你定，其余我不管”，便把红线拴死在小张身上，稳住了家中内务。

此后十余年，于凤至在大帅府里把里里外外理得纹丝不乱，对张学良外面的莺莺燕燕既不吵也不闹，是一个众人都认可的正室妻子。

在1927年赵一荻挺着肚子跪到她面前时，这位正宫夫人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留下可以，孩子姓张。”于是，一座“赵四小楼”在帅府旁悄悄立起，这三人行的尴尬关系就此定格。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猝然爆发。于凤至正在伦敦陪读，听闻消息，立刻把四个孩子塞进船舱，独自掉头回国。

于凤至陪着张学良从南京军事法庭一路辗转到奉化雪窦山、江西萍乡、湖南沅陵，白天在特务的注视下洗衣做饭，夜里把丈夫那双发抖的手握在自己掌心。

别离即是永别

三年零四个月，她靠“汉卿不能没有我”这口真气撑着，直到乳房剧痛到抬不起胳膊。1940年春，于凤至确诊为乳腺癌晚期，戴笠派人把她送上赴美的轮船，毕竟再拖下去于凤至就得把命留在山里。

离开的轮船起锚时，于凤至扒着栏杆朝岸上的张学良喊：“你先活，其余我来。”

来到美国以后，于凤至通过手术割掉了自己的左乳，但是这却割不掉她的斗志。

于凤至在异国他乡从头学英文、炒股票，买下两处别墅，逢人就讲“我丈夫还在他们手里”。

她频繁给白宫写信、在《洛杉矶时报》发文章，把“释放张学良”炒成国际话题。

蒋介石最烦的就是这种“家丑外扬”，面对沸沸扬扬的议论，老蒋曾拍着桌子吼：“她再闹，就让张汉卿做第二个杨虎城！”

这话传到台北，张群、宋美龄都坐不住了。张群以老朋友的身份飞美国，摊开底牌：“只有离婚，才能给汉卿留命。”蒋夫人在一旁劝道：“基督徒不能有两个夫人，这也是为了汉卿好。”

这一番委曲求全

1964年春天，张学良在台北北投的幽居里读《圣经》，读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时，沉默良久，转头对赵一荻说：“我得给四小姐一个名分。”

赵一荻却哭着摇头：“大姐为我们苦撑三十年，我怎能抢她名分？”

张学良只能写信：“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大姐，你是理解我的！”

这封信漂洋过海，来到了比佛利山那间拉上窗帘的卧室里。

于凤至读罢，独坐到天亮，最后提笔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抬头对张群说：“告诉汉卿，我签字是为了让他活，不是为了让谁高兴。”

于凤至虽然同意离婚，却不改姓。此后三十年，她的驾照、支票、房产契约一律署名“张于凤至”。

她甚至在好莱坞山买了两块墓地，一座给张学良，一座给自己，中间留着通道，说“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并肩”。

1990年春天，于凤至在她93岁时，临终前对女儿张闾瑛说：“替我去台北看他一眼，告诉他，我不怪他。”

就在同年冬天，张学良终于在台北解禁，他飞往夏威夷，路过洛杉矶，只在墓前留下一句：“生平无憾事，唯负此一人。”

有人把这段婚姻总结为“旧式女子的悲剧”。可于凤至自己算过账：十五岁嫁他，四十五岁放手，其间救过他两次。一次用陪伴，一次用离婚。

于凤至失去了名分，却保住了他的命，也保住了自己爱他的方式。张学良呢？他晚年对记者说：“我这一生，两段情，一段欠她命，一段欠她命。”

欠下的，终究还不了。说到底，这桩离婚不只是一段感情的终点，更是一场政治与人性纠缠后的唯一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