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开春，广州的机场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里还带着湿冷。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女人从台湾来的航班上走下来，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名字：文强、姚伦。

她叫徐继红，是徐远举的女儿，这趟来大陆，就为一件事：弄清楚父亲18年前到底是怎么死的。

其实，这一趟她并不是为了“兴师问罪”，只是想获取大陆官方出具的死亡证明，这样才能向台湾当局申请抚恤金。

1914年，徐远举生在湖北大冶，家里不算富裕，但他从小就性子倔强。18岁那年，他揣着几块银元跑去考黄埔军校，并且成功考上了第七期。那会儿谁也想不到，这小子后来竟然能成军统里的“红人”。

20岁出头，徐远举就在同乡的介绍下，进了戴笠办的特训班。这地方说白了就是培养特务的，教的全是怎么盯梢、怎么审人、怎么悄无声息把事办了。徐远举学得快，尤其擅长琢磨人心，没多久就被分到上海那边的特务组。

在上海，他认识了沈醉。沈醉那时候是法租界组的组长，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聊得非常投机。徐远举拐弯抹角地说，想进上海特区做事。沈醉也明白他的意思，趁戴笠来上海的时候提了一嘴，没成想戴笠眼皮都没抬就拒绝了：“这种人不适合待上海，往后再说。”

最后徐远举被派去了西藏区。旁人觉得偏远，他却偷着乐，好歹也算是能独当一面了，总比以前混日子强。

临走前，沈醉留他在家住，沈醉的母亲瞅了徐远举一眼，晚上就跟沈醉说：“这小子圆眼尖嘴，看着就凶，得志了指定狠，别深交。”沈醉没太当回事，可谁知道，还真让老太太说中了。

徐远举在西藏待了没多久，就靠着机灵劲儿往上爬。1945年，他被毛人凤看中，调回重庆当绥靖公署第二处的处长。这位置权力不小，专门对付中共地下党，徐远举的狠劲这下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1948年，他盯上了《挺进报》，这报纸是地下党的喉舌，在重庆影响不小。徐远举下了死命令，非要把这个报纸端了不可。

在他的命令下，特务们就跟疯了似的，查邮路、盯书店、堵码头，明着查报，暗着敲诈商户。有个叫盛超群的在万县被抓，死活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特务们就把他弟弟也抓来动刑。谁知道兄弟俩硬气得很，反倒给了一堆国民党骨干的名单，让徐远举白忙活一场。

最后这徐远举恼了，直接就把盛超群杀了。

更狠的是1949年1月，那会儿毛人凤给徐远举下了个密令，让他处理杨虎城。徐远举在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布置得明明白白，把杨虎城和他的秘书、家人一共6口人捆了，全都杀了，尸体也都就地埋了，还烧了现场的血迹。

到了11月，重庆快解放了，徐远举更疯了。他那会儿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头，下命令说白公馆、渣滓洞的“犯人”一个都不能留。

11月27号那天，特务们用绳子勒死了167个人，里头大多是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有人后来算过，在徐远举手上惨死的人，没有400也有300。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徐远举想跑，谁知道跑到昆明就被起义的卢汉逮住了，直接关进了他以前常去的白公馆，这下轮到他当“犯人”了。一直到这个时候，徐远举还盼着台湾来接他，没成想毛人凤早把他从撤退名单上划了，他就这样成了没人要的弃子。

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跟他一起的还有沈醉、周养浩，这仨在军统里都算有名的，人称“三剑客”，只是这会儿都成了改造对象。

刚去功德林的时候，徐远举不服管。开学习会，谁批评他一句，他能跳起来回怼，还动不动就摆以前的架子。所里的人都知道他手上残害了不少人，也没少跟他掰扯。后来还是文强治住了他。

文强也是战犯里的老人，直接指着他鼻子骂：“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还牛啥？不改脾气，这辈子都别想出这门！”骂归骂，可文强还真帮他。教他写检讨，教他怎么跟人好好说话。徐远举这才慢慢变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甚至还自己掏钱买了本《资本论》。那会儿战犯里买这书的没几个，大多是摆样子，可徐远举是真看，书页边上写满了小字，密密麻麻的。沈醉后来回忆说：“就他是真钻进去看了，别人比不了。”

慢慢地，徐远举也开始干活，种菜、织毛衣，跟其他战犯一起劳动。有回沈醉劝他：“能干多少干多少，别逞强。”他偏不听，明明体力不如旁人，还非要扛百斤重的东西，病了也不歇着。所里的人说，他是想靠表现争取特赦，心里急得很。

1960年第二批特赦，徐远举作为在押战犯代表上台致辞。看着沈醉、范汉杰这些人走出功德林，他心里头又热又慌。沈醉临走前拍着他的手说：“下批肯定有你，好好表现。”

可一批又一批特赦名单下来，始终没他的名字。他还是代表，送走了一波又一波人，自己却原地不动。有人说，是因为他手上的血债太重，尤其是《挺进报》那事，争议太大；也有人说，他脾气太倔，说话直，得罪了不少人。

1973年的北京冬天，冷得离谱。1月19号那天，徐远举跟缝纫组的人吵翻了。就因为他缝的十几件衣服不合格，人家让他返工，他觉得是对方故意找茬，嗓门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文强和黄康永劝他：“算了算了，我们帮你弄。”他却脖子一梗：“不用！”

气头上的人，脑子容易热。当天晚上，徐远举就非得洗冷水澡。所里的澡堂没热水，大冬天用冷水浇，谁看了都觉得对身体不好。刚走出澡堂，他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浑身抽搐，手脚冰凉。

同屋的人赶紧喊人。所里的医生来看了，说是血压升得太高，情况不妙，得送医院。可所里的人拿不定主意：“夜里路不好走，颠簸着怕是更危险。”又说，送医院得层层上报，等批下来才能动。

就这么拖来拖去，从19号晚上拖到了21号上午，才把人送到北京复兴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脑溢血，太晚了，抢救了半天，还是没救回来。59岁的徐远举，就这么没了。

这事后来报到了周总理桌上。总理看着报告皱了眉，就问了一句：“19号发病，为啥21号才送医院？”

公安部赶紧查，最后说是所里的人判断失误，加上流程太繁琐，耽误了。没有什么“内情”，就是因为耽搁了。

徐远举的骨灰在京郊存了几年，1981年，他老婆才从湖北来北京，把骨灰带回了老家汉阳安葬。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谁也没再提这事儿。

直到1991年，徐继红从台湾来了。她先是找到文强，一见面就问：“文先生，我爸当年到底咋死的？”文强愣了愣，他只知道徐远举是脑溢血，具体细节也说不清，就给以前的管理干部姚伦写了封信。

姚伦接到信，立马想起了那个冬天。他那会儿在功德林负责战犯管理，徐远举发病、送医，他都在场。见了徐继红，他以为又要被追问责任，没成想徐继红挺直接，说：“我不是来怪谁的，就想要个死亡证明。”

徐继红接着说，台湾那边有政策，国民党以前的官员，要是在关押期间病死的，家属能领笔抚恤金。但得有大陆官方的证明，不然不算数。姚伦这才明白。

他翻出当年的档案，抄了死亡时间、地点、原因，写清楚是1973年1月21日因脑溢血去世，抢救过程也简单提了提，最后盖了公章，递给徐继红。徐继红接过纸，说了声“谢谢”，就没再多说什么了。

徐远举作为双手沾满革命先烈鲜血的反革命罪犯，他的罪行已经被做出了公正的审判。我们也应该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