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屑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摞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跃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看见，看得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那里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尽村庄的一切。

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在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

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和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更大。

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时间。

时间在一年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地老去的方式。时间把它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也看见人和万物纷纷奔赴的时间岁月中的家乡。

就这样一篇篇的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

五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的后父不在了。得知消息后，我连夜驱车往沙湾县赶，那夜正刮着北风，漫天大雪，在昏暗的车灯中，从黑暗落向黑暗。那场雪仿佛是落给一个人的，因为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赶到沙湾县时，后父的遗体已被家人安置在殡仪馆，他老人家躺在新买来的红色老房（棺材）里，面容祥和，嘴角略带微笑，像是笑着离开的。

后来听母亲说，半下午的时候，我后父把自己的衣物全收拾起来，打了包。

母亲问他，你收拾衣服做什么？

后父说，马车都来了，在路上等着呢，他要回家。

我母亲说，你活糊涂了，现在啥年代了，哪有马车。

后父说，他听到马车轱辘的声音了。马车在路上来回地走，那些人在喊他，他要回家。

又过了几个小时，后父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我后父年轻时在村里赶过马车，马车轱辘在地上滚动的声音，也许一直留在他的心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听到了那辆他曾经赶过、在乡村大道上奔走多年的马车，过来接他了，他被那辆马车接回了家。

后来，我们给后父操办那个还算体面的葬礼时，我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了关系。他已经坐着那辆马车回到家乡。那个家乡，是他从小长到老，葬有他母亲和父亲的太平渠村，也是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所写的那个村庄。

在县城殡仪馆的喧嚣声中，我想远在县城近百公里之外的太平渠村，葬有我后父家人的墓地上，他早年去世的母亲，一定会听到自己儿子的脚步声从远处走来。一个儿子的魂，在最后那一刻回到了家乡。

后父是太平渠村的老户，几代人的祖坟都在那里。

我八岁时先父不在，十二岁时母亲带着我们到了后父家。记忆中我没有去过后父家的祖坟，只是远远地看见过，有几个坟头伫在村北边的碱蒿芦苇中，想起来都觉得荒凉。后父是家里的独子，每年清明，他一个人去上自家的坟。我们去上先父和奶奶的坟。平常我们像是一家人，到这一天突然成了两家人。

我们在这个村庄生活了十年。这也是我从少年长大到青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最深的十年。我工作之后，把家从太平渠村搬迁到离县城较近的村庄，过几年又搬迁到城郊村，后来终于进了城。

后父跟我们在县城生活了三十年，一开始住平房，后来住楼房。我们居住的环境远比以前村庄的要好许多。他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尽管也时常赶马车回太平渠村，去看他那院已经卖给别人的老房子。我后父的马车，直到家搬进县城前才卖掉。他活着时没有抱怨过现在的家，也没说过要离开我们回他的村里去。但是，临死前他说出了要回去的那个家。

后父的话让我顿时心生悲凉。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县城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家，那个有儿有女有妻子的家，就这样不作数了？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个家可以轻易被他扔掉。他要去回另一个家，那个早已没有了亲人，只留有父母墓地的荒芜家园。

那个家是他一个人的，那条路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他的死分开了我们。但我又分明感到他的死亡在连接起我们。

前不久我去养老院看望老丈人，他因脑梗不能自理生活而住进养老院。

我陪老丈人在院子散步时，碰见一个老奶奶，她向我打听去一个团场的路怎么走。那个团场的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知道在哪里，便只好对她摇头。后来院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个老奶奶在养老院住了七八年了，她见人就问去那个团场的路怎么走，院里的人都被她问遍了，那是她的家，自从进了养老院就再没回去过，她每天都想着要回去。可是，没人告诉她那个团场怎么走。那个她只记住名字却忘了道路的团场，被养老院的人隐瞒起来了。养老院成了她最后的家。

后来，我再去养老院时，那个老奶奶已经不在了。

我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会回到那个天天念叨的地方，那是她的家乡，被她忘却的道路会在那一刻全部地回想起来，没有谁能阻挡她的灵魂回乡。

也是在几年前的冬天，我经历了一个老太太的死亡。

那个老太太住在我们书院后面的路边上，每次经过我都看到她端坐在西墙根晒太阳，我知道下午的太阳把西墙晒热的时候，老太太脊背靠在土墙上会很温暖，那是我奶奶早年经常做的。我从这个老太太身上又看见了我奶奶的晚年光景。那个老太太看上去干干净净的，仿佛她一生在土里操劳，却没有一丝的土气沾染在身。我还想着哪天闲下来，去跟这个老人家聊聊天。可是她突然就不在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我开车经过老太太家门口，路边停了有上百辆车，看车牌，有从乌鲁木齐来的，有从昌吉木垒来的，还有从更远地方来的。这些人或是老太太的远近亲戚，或是她儿女的同事朋友。我想在老太太活着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儿女，其他人可能都不会来看她，老太太的生跟他们没有关系，她只是在这个小山沟里不为人知地生活着。但是，她的死却引来这么多的人，让他们从远远近近的地方赶来奔她的丧事。她活着是她个人的事，小事。她的死成了全家族全村庄的大事。

葬礼举行了三天三夜，下葬那天一大早，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家门口排到了山梁上。人们抬着老人的寿房，走在深雪中新踩出来的道路上。那个山梁后面是她家的祖坟，她先走的亲人都在那里。

我在这个老人的葬礼上，想到她一生中曾有过多少跟自己有关的礼仪场面啊，出生礼、成年礼、婚礼、寿礼，一个比一个热闹。最后这个自己撒手由别人来操办的葬礼应该最为隆重，从这个隆重的葬礼望回去，一生中所有的礼仪，似乎都是为最后这场自己看不见的葬礼所做的预演。

这是我们身边一个普普通通人的生老病死。从一个村庄到一座城市，再到一个国家，我们都在这样活，也这样死。

死是天大的事。

这位老太太的死亡让那么多人去奔赴的时候，死亡本身成了一处家乡。那些早年离开这个村庄，从来都不知道回来的人，因为这个老太太的死亡，他们再一次回到家乡。也因为一个人的死，家乡又复活了一次。

这位老太太有幸老死在家乡，安葬在埋有亲人的祖坟。当她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会不会像我后父一样说要回去。如果她说了，那她回去的路是多么地近，无需坐着马车，她的后辈们靠肩扛手抬，便已经将她护送到了那个家。

在这场葬礼中，我看到我们乡村文化体系中，安顿人死亡的最后一环，还在这个小村庄完整保留着。会操办丧事的老人还在，入土为安的祖坟还在。还有那些懂得回家来的人，他们在外面谋生，把老宅子和祖坟留在村里，他们知道有一天自己会回来。

我在这个人头攒动的热闹葬礼上，又一次看到死亡和每个人的深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