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老遗产的纠纷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公司股权，二是信托基金，股权继承权的争议小，信托基金的争议大，如果按双方纠纷前的默契，股权资产归宗公主，信托资产归杜子女，那么宗公主与杜子女将会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宗公主既要股权，也要信托，动了杜子女的“奶酪”，杜子女同时在两地法庭起诉，既要分信托，也要分股权。

根据多方报道和法律文件，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于‌2003年‌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离岸信托，按杜子女的说词，信托旨在为他们（三名非婚生子女）提供资产保障，每人名下信托金额为7亿美元，总计21亿美元。通过香港法律架构实现资产隔离，截至2024年宗老去世时，账户已注入18亿美元，剩余3亿美元未完成注资。

作为原告方的三名非婚生子女主张信托成立，提交了内部邮件等证据，宗公主团队则认为资金属于公司业务储备金，用于开拓东南亚市场，还在宗老去世后转出了110万美元，用于越南的设备购置款。香港信托缺乏宗庆后签署的正式契约，没有满足《信托法》要求的书面形式。‌‌

2003年，宗公主学成归国，宗老和杜夫人设立离岸信托，杜夫人当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可能隐约感到宗公主的“来者不善”，她唆使宗老“尽快”设立离岸信托，为三位私生子女未来的“财务自由”建立一道“防火墙”，宗老的“家族信托”计划有真实意图，但不一定都给三位私生子女，每人7亿美元，宗公主何尝不是主要的受益人，宗家奶奶和弟妹多少也能从中受益。

‌信托资金部分来源于宗老在娃哈哈集团股权的分红，但操作账户与公司财务系统关联，导致资产隔离的失效，宗老生前未明确信托管理权的交接机制，去世后的账户实际控制权由宗公主通过一家离岸公司掌握。

原告方主张汇丰信托是宗老生前设立的遗产分配工具，不是用于企业市场推广。 ‌被告方曾提出账户资金实为娃哈哈拓展东南亚市场的储备金，转出的110万美元已用于支付越南工厂的设备尾款，宗公主团队的这一说法牵强附会，在2003年设立信托时，作为公司实控人的杜建英竟不知这项100多亿人民币现金的“东南亚业务”。

宗老2020年的遗嘱明确指定宗公主为所有境外资产的唯一继承人，遗嘱由副总裁潘某、财务总监方某等娃哈哈高管见证，无宗家和杜家成员或律师在场，原告方质疑这份遗嘱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利害关系人回避”的原则，但有法律人士认为，尽管遗嘱存在程序瑕疵，但公主团队坚持遗嘱的合法性。‌‌

宗老不是“投机分子”，但有“投机人格”，从娃哈哈曾与达能开展的合作经营中可以看出这点，先是订立了合作规则，后是不执行规则，直到完全废除规则。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是宗老的忠实粉丝，由于“看不惯”宗老在合资风波中的“投机人格”而与他再无往来，只是吴晓波有所不知，杭州的外资企业规模远远比不了苏州，宗老的“撕毁协议”树立了一个很坏的范例。

宗老在2003年设立信托，注入的资金量逐渐占到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宗公主从2010年时已取代杜夫人的地位，“接班人”身份不言而喻。宗老在2020年时“初心已改”，父女俩“合计”，用一份杜夫人不知道的遣嘱改变了汇丰信托的性质和受益人，信托不是“信托”，而是经营资金；受益人不是杜子女和宗家成员，而是宗公主一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