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在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期间，聘请了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授课，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另外，还有一个叫李济的，与四位一起同执教鞭、教人类学，时任称“五星聚奎”。

李济，字受之，后改济之，1896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北钟祥郢中；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11年，李济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博士毕业后，1922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1926年，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文化），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1929年初，李济应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1928年，吴金鼎（1901—1948年，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在山东省章邱县调查时，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至1931年，吴金鼎和李济等人，先后去做了两次发掘，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1945年，李济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

李济到台湾后，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曾用一期杂志专门批判李济。此后，和其他一些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李济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中。

其实，当时时过不久，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即有所改变，在文章中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

李敖的评价则是：“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不过，他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