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各类古装剧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朝堂之上群臣列队参拜的场面，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全国上下数以万计的官员，究竟什么样的品级才有资格进京觐见皇帝？
影视作品中，皇帝每日临朝，文武百官纷纷上奏，这些参与朝会的官员又是什么品级呢？
那些历经多年寒窗，通过科举考中秀才、举人，最终入仕为官的人，是否有机会亲眼见到天子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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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的起源
话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这位出身草根的皇帝有着宏伟设想。他认为天下初定，各地官员都应来京城朝觐，一方面表达忠诚，另一方面也让皇帝亲自审视这些官员的面貌。
因此在洪武元年，他颁布诏令：全国七品及以上官员，每年正月必须前往南京朝贺。
这一设想听起来颇为理想，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当时全国七品以上官员不下三四千人，如此庞大的人数同时涌入南京，住宿与饮食都成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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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头疼的是，地方官员集体进京，势必影响地方事务的处理，百姓遇到急事又该找谁解决？
短短几年后，朱元璋便意识到此制度难以持续，于是洪武四年，他将范围缩小为只限知府以上官员每年进京朝贺。即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
从云南出发，骑快马也需两个多月，往返一趟便要耗费半年光阴，官员如何履职？
到了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后，情况更加复杂。北方距离遥远，南方官员进京路途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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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当时北方边疆战事频繁，若边将纷纷进京朝贺，敌军趁虚而入又该如何应对？
明朝中期，觐见制度逐渐趋于现实。朝廷规定，只有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高官，以及总兵、副总兵等高级将领才需定期进京述职。
而且并非每年都要来，而是根据驻地远近设定不同的年限。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明朝灭亡。
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基本沿袭了明朝做法，但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官员的控制更为严格。康熙时期，觐见制度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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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规定，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必须定期入京述职，且进京前须先行上奏请示，获得批准后方可启程。
这里有个细节颇有趣味：明朝时期，官员觐见多集中在节庆期间，大家一同前来，气氛热烈。清朝则改为全年分散觐见，以便皇帝更细致地考察每一位官员，避免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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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规矩繁多
清朝的觐见制度规矩繁杂。先说说哪些人有资格觐见。文官方面，只有总督和巡抚才属常规觐见之列。
布政使、按察使级别官员，除非皇帝特别召见，否则只能在任地履职。至于道台、知府，几乎无缘亲见天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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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的规矩更为复杂。各地将军、都统、副都统需按班次轮流进京。
例如，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可能今年轮到盛京，明年轮至吉林，后年则由黑龙江进京述职。各省提督、总兵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需定期觐见。
一个特例是台湾镇总兵。因台湾地处海外，交通不便，故规定仅在新任或调任时才需觐见。这项规定颇为实际，若年年要求渡海进京，旅途风险实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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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频率也有讲究。离京城较近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总督与巡抚每年进京一次；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则由总督与巡抚轮流前来，每两年一次。
最远的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陕西、甘肃，每两到三年进京一次即可。
想要进京，需先上奏申请，奏折内容必须详尽：动身时间、路线、预计抵达天数、拟汇报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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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呈递后，须待皇帝批准方可启程。有时皇帝认为时机不妥，会要求改期。
获得批准后也不能随意出发，朝廷会发放两样凭证：兵部勘合与火牌。勘合为对折文书，一半留兵部，另一半由官员携带。
其上注明身份、职务、随从人数及行程路线。抵达驿站时需出示核查，相符者方可安排食宿。火牌为铜制，刻有“兵部”字样，作为优先通行凭证。
随行人员亦有限制：总督、巡抚、将军级别官员，贴身随从不得超过六人，护卫不得超过十五人。若携带贡品，每辆车可配两名兵丁看守。家眷严禁同行，此为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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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用问题，康熙二十三年规定，总督进京可报销八百两银子，巡抚六百两，费用由地方财政支出。
雍正时期新增规定：官员在京期间开销由户部按品级发放，一品官每日三两，二品官每日二两五钱。乾隆十五年后，所有觐见费用改由中央财政统一承担。
在京住宿亦有定规，乾隆年间起，贤良寺成为封疆大吏的指定住所。该地距紫禁城不远，便于随时召见。
寺中僧人阅历丰富，深谙如何侍奉这些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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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之时，皇帝问什么答什么，不该言之事切勿多言。康熙五十一年，两江总督噶礼便为此付出代价。
他进京述职时，自以为可蒙混过关，未料康熙早已掌握其贪腐证据。皇帝当众怒斥，当场革职。
雍正四年，山西巡抚诺岷在觐见时误报税收数字，雍正未当场表态，待其返任后即降职处理。自此，官员进京前必熟记各类数据。
当然，也有通过觐见实现良策的案例。乾隆三十年，云贵总督杨应琚进京，呈递改土归流方案，皇帝最终采纳，该政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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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见制度的衰落
道光以后，觐见制度逐渐式微。表面上看，各项规定仍存，官员照例进京，皇帝亦按例接见，但制度的实质内容已大不如前。
最明显的变化在于觐见内容。昔日皇帝会详询地方政务，从财政收支到治安状况，从官员考核到军队训练，事无巨细。
晚清时期，此类实质性内容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寒暄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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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各地督抚忙于军务，觐见制度首次大规模中断。虽然后来恢复，但已不如往昔严格。
同治、光绪年间，实际掌权者为慈禧太后，她对地方大员的态度亦不同于前朝。
曾国藩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在同治十三年进京述职，事先准备了详尽汇报材料，包括两江地区的财政、军务、民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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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觐见时，慈禧仅关心其旅途是否劳累、母亲身体是否安康、子女情况如何，国家大事却只字未提。
李鸿章多次觐见，慈禧最感兴趣的往往是洋务新奇事物，至于他欲汇报的海防建设、财政改革等要务，常被中途打断。
左宗棠晚年觐见时，目睹朝廷种种弊端，心中不满。觐见中直言建议，慈禧虽未当场表态，但气氛明显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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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后期，觐见制度已成形式。督抚进京，仅在贤良寺短暂停留，进宫行礼，说几句吉祥话，便启程返任。部分官员甚至借故推脱，能不来便不来。
为何如此？原因众多。首先，交通改善，电报普及后，皇帝可通过电报了解地方情况，无需亲自召见。
其次，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尤其太平天国后，地方掌控兵权与财政，中央反而依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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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原因在于整个政治体制的松动。清朝前期严密的中央集权，至晚期已难以为继。觐见制度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手段，自然也随之失效。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觐见制度随之终结。民国建立后，虽有省主席、省长进京述职之规，但已与清代制度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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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望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制度，其兴衰映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变迁。鼎盛时期，觐见是皇权的象征，是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衰落时期，它沦为形式化的礼仪，最终随着帝制终结而湮没于历史。
尘封的档案中仍保存着当年的兵部勘合、火牌实物及官员觐见奏折。透过泛黄的纸张，依稀可见当年封疆大吏千里奔波的身影，感受他们在皇权面前的敬畏与惶恐。这一切，已成为遥远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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