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书写与字体演变|敦煌市|楷书|汉简|简牍|篆书|草书|隶书

通过对敦煌汉简宏观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汉字书写正处于字体演变活跃期，表现为笔形特征相杂、字形体态多样，许多字体类型难以做出明确判断。

一、篆、隶、草书写熟练，特征鲜明；行、楷笔形、字形特征开始出现

敦煌汉简书写使用了篆、隶、草等字体，隶、草书写中还出现了楷、行字体特征。

很多历谱简使用了篆书书写，但这一时期篆书已不纯粹，与秦系古文字书写系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某些笔形与部件已经带有隶书的字体特征，将其归入古隶体亦未尝不可。

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使用的主要字体。

敦煌汉简书写使用了篆、隶、草等字体，隶、草书写中还出现了楷、行字体特征。

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使用的主要字体。

敦煌马圈湾汉简

隶书根据笔形与结构等书写系统特点又有古隶与八分之别。古隶直承秦系古文字书写系统而来，开始出现隶书字体的笔形、结构特征，有的已经出现波磔；八分是汉代成熟隶书，敦煌汉简隶书简中书写比较规范，波磔笔形特征分明，横向取势明显的字体即此。八分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体来看，敦煌汉简草书用笔已经非常灵活丰富，笔形与部件书写建立了一定的规范，而且尽可能简化笔形数量，符号性越来越强，书写追求快捷的目的更加明显。体态已经基本稳定，整简书写能根据简牍的形状与空间而随时调整字势，可以看出汉代草书书写基本奠定了后世草书写法的基础，一部分已经与今草写法接近，很多草书字形一直沿用到今天。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汉简草书因书写者个性、习惯与熟练程度的不同，草化书写表现出各种字形体势。部分笔形之间连笔映带较少、偏于隶书者可称草隶；连笔映带较多、偏于草书者可称隶草；有的还表现出楷化笔形与结体特征，或可谓之行书；也有相对规范的章草，整简书写熟练，草化符号相对统一，但仍部分保留隶书波磔笔形，连笔映带限于字内笔形之间的连写，字与字之间有映带笔触，而无连笔笔形。如马圈湾汉简中《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简，笔形与部件书写正走向规范化，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已是典型的章草。这种草书保留波磔，字字独立，与后世的今草相比，成熟性与规范性尚不够，还处于继续发展之中。

敦煌汉简中未见典型的楷书字体，但楷书某些笔形特征已经表现出来，即隶、草书写中某些笔形开始楷化，楷书的典型笔形如横向、纵向、斜向笔形中的斜切起笔，横向笔形顿笔回锋与下出锋收笔，纵向笔形的右出锋收笔，斜向笔形中的尖撇、捺脚，以及转折笔形中的硬折、硬钩、峻拔一角，都在敦煌汉简草化书写过程中出现。行书实际上是宽泛意义上的草书，也是草书字体尚不规范、书写尚不成熟的表现，这种字体表明当时人们的书写态度在易识与易写之间追求一种平衡。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汉简书写正处于字体演变活跃时期，字体使用复杂多样，多种过渡性字体并存。汉字的某一种字体在未成熟之前，对其判断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篆、隶还是草、楷，不易分辨，即一字体处于过渡阶段，其自身最基本字体特征还不具备或完善。

笔者认为，字体发展与完善是在书写中不断完成的。字体演变一方面要求顺应手的书写生理要求与眼的视知觉原理，另一方面也试图强化某一字体的最基本特征以消除其模糊性。在强化最基本特征时就包含视觉相似性原则的应用。即在书写过程中，笔形的书写方式、形状及其组合原则要尽可能保持相似，一字之内、一行之间以及整篇的书写中各个笔形的书写方式与形状、笔形之间的组合连接方式相似性程度的高低就决定了各笔形之间、各字之间、各行之间的“亲密程度”。这种亲密程度越高，字体的最基本特征越明显，模糊性就越低。如果一字部分笔形具备隶书特征，部分笔形具备楷书特征，各部分之间亲密程度低，字体的模糊性就高。如六朝时期楷书尚未成熟时，夹杂很多隶书甚至篆书的笔形，这一时期的字体就很复杂，裘锡圭先生统名之为“新隶体”。这类字体因为自身并不具备最基本特征，笔形及各组合部分之间相似性程度较低，所以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敦煌汉简书写中字体使用复杂，本文在进行字体判断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二、应用性书写特征明显，规范性书写表现不一

1.敦煌汉简书写表现出明显的应用性特征

敦煌汉简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中西交通、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尤其对于西北边境军事防御设施、士卒生活、屯戍活动、官吏制度，以及汉代对边塞如敦煌、玉门、酒泉的管理，记载非常详细，具体的书写主要还是日常应用场合，其书写追求便捷的应用性特征表现明显。

敦煌马圈湾汉简(局部放大)

首先是字体选择表现出应用性书写特征。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所用字体的主体，这两种字体都具有俗体的书写性质。隶书解散篆体，笔形数量上有所减少，草书源于篆隶快写，随着连写的出现，笔形数量进一步减少。从结构体势来看，隶书改篆书纵向体势为横向体势，横向笔形整体长度大于纵向笔形，增加斜向笔形数量，将篆书的紧束型字形改造为隶书开放型书写；草书笔形置向更加多样，尽可能顺应书写生理要求，表现出不同于篆隶的便捷性。书写的便捷性决定了字体的应用性，字体的应用性反过来影响书写的便捷性。

其次，用笔方式的改变，顺应了应用性书写的要求。用笔方式在笔形书写中表现最明显。通过对敦煌汉简隶书简与草书简笔形书写分析，可以发现敦煌汉简作为应用性书写在用笔方式上的特点。笔者选取了敦煌汉简、上博简《䌶衣》、秦简《效律》、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本、帛书《周易》、武威汉简《士相见之礼》、《曹全碑》、《大字阴符经》进行比较，从横向、纵向、斜向笔形起笔的顺逆，顺锋起笔中的直入与斜切，行笔过程中的转折、重笔、波磔，收笔的出锋与否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敦煌汉简书写在保持字形规范性前提下，尽可能追求简便快捷，满足当时社会发展对书写“以趋疾速”的要求。作为字体演变处于活跃时期的敦煌汉简书写，其用笔方式的选择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用笔方式改变必然导致笔形与字形的变化。随着新的用笔方式的成熟，新的字体书写系统必将建立起来，新的笔形、字形及其书写规范也将逐渐成熟。应用性书写中包含新的规范形成，只是这种新规范还处于应用性书写的胚胎里。因为书写个体对规范掌握程度的不同，书写水平也存在差异，表现在各种具体的书写中，其应用性书写特征相同，但字形与书写的规范性却各异。敦煌汉简书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样本。

马王堆帛书

还有，简牍书写形成了一定制度，但具体形制五花八门。敦煌汉简书写基本符合汉代书写制度，但简牍本身的长短、宽窄、制作的精细程度、简牍用途、简牍书写者等都会有所不同。这些方面决定或影响简牍形式，也影响书写的效果。敦煌汉简长短尺寸选择比战国楚简更一致，宽度相对较大（从现有出土材料统计来看，战国楚简宽度常在0.5厘米左右，敦煌汉简一般为1厘米左右，简牍则多达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加工更为精细，用途更为广泛，书写字体更多，个性化书写特征更为明显。这是书写逐渐建立规范，又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

敦煌马圈湾汉简

2.敦煌汉简书写具有其自身的规范性

敦煌汉简书写尽管字体规范性程度表现各异，但单简或一编简之内保持其书写秩序的相似性。部分简牍书写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相似性程度较高，整体视觉效果很协调。

首先，字的大小保持相似。汉字发展到秦汉时期，书写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成为时代要求，小篆如此，隶书也不例外。在敦煌汉简中，很多简牍上的字大小相当一致。甚至可以认为，在简的单行书写中，书写者之所以将字形横向撑满简片的左右空间，其中动机之一即为了保持字形大小的一律，形成字形相似性，以求整体统一和谐。

其次，笔形置向、书写位置与布局、字形体势保持相似。敦煌汉简成熟隶书笔形置向、字形体势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尽管汉代文书书写形式多样，表现为敦煌汉简书写格式不一，但无论单简还是一编简都讲究书写位置的一致性，如直行下行的书写格式，字与字之间位置的安排，简牍分节书写之间的空间分布，简牍的行与行之间的安排，都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正是经过如敦煌汉简一样的应用性书写之后，汉字形体开始从旧的规范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书写者手的解放，更是人们思想解放的表现。随着隶变的完成，草化的出现，隶书、草书打破了篆书以紧束型书写为主的字形体势，变得舒展开放。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规范正在建立，敦煌汉简八分、章草等字体符号相对统一、书写比较规范。

敦煌马圈湾汉简

三、敦煌汉简隶书与草书代表汉代书写水准，表现出一定的艺术性

篆书已经过时，楷书尚未形成，八分与章草成为敦煌汉简中字体最规范、书写最成熟的两种字体。相对于篆书正体而言，隶书是一种应用性字体，为徒隶所书；相对于八分正体而言，草书是一种应用性字体，或称俗体，为日常所用。敦煌汉简八分书写兼具正体与俗体双重特征。这一时期隶书已经成熟，作为书写水平较高的书写者，在应用性书写中尽量保持符号的规范性，但八分书于简牍，有别于正式场合的碑版，这就决定了敦煌汉简八分具有作为俗体而存在的特征。同时，隶书作为与正体篆书相对，本身即在应用性书写中简化篆体而来，本然具有俗体的性质。所以，在敦煌汉简八分中，可以看到汉字书写在易写与易识两个原则间发展的事实。易写是俗体的要求，易识又必须保持正体的规范。当然，不排除简牍书写用于正规场合的情形，如官方文书要求字体规整，汉代文字即以八分为主，这与该时期八分作为正体的情况是相符的。从出土的敦煌汉简来看，有八分书写相当成熟规范的简牍，与东汉碑版成熟八分书写情况几乎一致，但仍是应用性书写，这就说明八分作为一种成熟字体，已经应用到各种场合。八分字体成熟规范，应用广泛，是汉代书写文化发达的重要表现。

八分与章草字体的规范性与书写的熟练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开始对其书写提出了审美的需求。因此，敦煌汉简中很多八分、章草简牍书写美观讲究，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今天，这些字体多样、书写水平很高的简牍材料，开始进入了人们学习与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