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人读他，多一份温情与敬意

尚曦文史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七岁入私塾，熟习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十二岁时父亲早逝，家境困顿。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因和刘半农、瞿秋白等作为学生代表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未果，自动退学。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爱其才，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钱穆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1912年春天返回家乡。此后十年，辗转乡村，执教谋生。这一时期的钱穆虽然心中常有不能进入大学读书的遗憾，但是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1923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转眼又是七年。1930年，由顾颉刚举荐，钱穆出任燕京大学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此间，获得了香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1990年8月逝世，两年后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1989年，台湾岛内掀起了一场针对一位耄耋老人的无端指责。时年94岁高龄的钱穆，被立法委员陈水扁指控侵占公家财产。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却如汹涌的舆论浪潮，瞬间将老人淹没在非议的漩涡之中。

彼时的钱穆，早已过了与世争纷的年纪，他的人生，历经了无数风雨，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攀登了一辈子，满心只装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恶意诋毁，老人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

1990年5月，钱穆实在无法忍受这份无端的侮辱，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迁出他已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此时的他，身体状况已是极度糟糕，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双目也已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然而，即便处于如此困境，钱穆依旧保持着他那特有的幽默与豁达，自嘲道：“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这句看似轻松的话语背后，是他对世间荒诞的无奈与对自身遭遇的苦笑。

离开素书楼仅仅三个月后，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屈辱与遗憾中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五岁。

他的离去，仿佛是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标志着中国传统士人文化彻底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也意味着亲历过晚清、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完美落幕。

此后，世间再无如钱穆这般，以一生心血浇灌中国传统文化之花的大师。

钱穆所居住的素书楼，承载了他人生中太多的回忆与情感。这座小楼，原本是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的一部分，1967年，钱穆自香港返回台湾定居，在好友张其昀的帮助下，入住于此。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素书楼成为了钱穆的学术研究与传道授业之所。在这里，他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

这些著作，凝聚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独特见解，成为了后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献。 钱穆，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的学术成就，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天空；他的精神品质，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令人敬仰。而他在素书楼的那段岁月，更是成为了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1895年，农历六月初九，钱穆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七房桥。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是充满屈辱与伤痛的一年。

甲午海战的惨败，让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而钱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呱呱坠地。父亲钱承沛为他取名“恩缲”，字“宾四”，寄托了对这个孩子的美好期望。

▲北洋水兵

次年春天，钱穆的兄长钱恩第为他改名为“钱穆”，这个名字，从此伴随着他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钱穆的童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度过。1900年，年仅5岁的他，便在父亲的引领下，踏入了家塾的大门。

在那里，他第一次瞻拜孔子像，幼小的心灵中，或许还无法完全理解孔子所代表的伟大思想，但那庄重的仪式，却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对传统文化敬畏的种子。时光荏苒，钱穆在学习的道路上勤奋前行，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钱穆顺利进入初等年级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两位老师——钱伯圭与华倩朔。他们对钱穆的才华和勤奋十分赏识，积极鼓励他追求更高的学业。

1907年冬天，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穆凭借优异的成绩和端正的品行，成功考取了中学班。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求知的新征程。

在常州府中学堂，钱穆遇到了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恩师——吕思勉。吕思勉先生讲课风格独特，他总是在讲台边来回踱步，神情激昂，口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历史的兴衰变迁、学术的发展脉络。他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深深地吸引着少年钱穆。

吕思勉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尤为重视，有一次地理考试，钱穆对第三题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内容格外感兴趣，于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满了试卷，以至于时间到了，其他题目都来不及作答。吕思勉先生阅卷后，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给出了75分的高分，并在考卷后写下了长达数页的批语，对他的才华和独特见解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份鼓励，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钱穆的心田，激励着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在常州府中学堂的这段时光，为钱穆一生的为人做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的校训“存诚，能贱”，更是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存诚”，教导他为人要真诚，对待学问、对待他人都要心怀赤诚；“能贱”，则让他明白做事要踏实，不要好高骛远，要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体操课教师刘伯能，作为同盟会成员，他的言传身教也让钱穆深受启发。刘伯能在操场上对学生们说：“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遇烈日或阵雨时，他又说：“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多年后，钱穆回忆起这些话语，感慨地说：“此乃人生立身大训也。”这些话语，不仅教会了他在困难面前要坚强勇敢，更让他懂得了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继续求学。他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因此倍加珍惜，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学校被迫停办。钱穆的求学之路，就这样被迫中断了。此时的他，年仅16岁，面对国家的动荡和个人前途的迷茫，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无奈。清王朝的覆灭，虽然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但对于年轻的钱穆来说，却意味着他失去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不知该何去何从。

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建立，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虽然钱穆无法继续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学习。相反，他在家中刻苦自修，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渴望，不断充实自己。

这一年春天，年仅18岁的钱穆，经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初登杏坛的他，虽然年轻，但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学和教学能力。他不仅教授国文，还承担了史地、英语、数学、体育、音乐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学校的师生们，无不对他的才华和敬业精神称赞有加。 在教学的同时，钱穆并没有忘记自我提升。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攻读各类书籍。

偶然间，他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史记》，这部史学巨著，如同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深深吸引了钱穆。他沉浸在《史记》所描绘的历史世界中，被司马迁的生花妙笔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所折服。

在认真研读《史记》的过程中，钱穆逐渐意识到，一国文化的根基，在于一国之史的传承；一国之史的传承，在于一国之史书。这个信念，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年轻的心中悄然种下。

多年之后，他在著作《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下了那段铿锵有力的文字：“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这本《国史大纲》，承载着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1914年至1928年的十多年间，钱穆辗转于多个学校任教，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他先后在鸿蒙学校、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台伯市第一初级小学、厦门集美学校、苏州中学等学校任职。无论身处何地，面对多么繁杂的工作，他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从未浪费过一天的时间。他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

每天清晨，他必定诵读那些艰涩难懂的经典著作，以锻炼自己的思维和理解能力；夜晚来临，他便沉浸在史书的世界中，探寻历史的真相和规律；而在白天的上下午，他则阅读一些轻松的闲杂书籍，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让他的学问不断精进，为他日后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钱穆虽然已经25岁，但他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望依然强烈。杜威的讲学，如同一股清泉，注入了钱穆的思想世界，与他心中原有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融合。

这次经历，不仅拓宽了钱穆的视野，也为他日后创立新亚书院埋下了一颗种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各种新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在这股浪潮中，逐渐趋于没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满腔热血，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伟大的历史变革中，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钱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些运动中，但他看着同龄人的激昂斗志，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深知，在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出一份力。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所学，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0年，钱穆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将自己多年来对学术的思考和研究成果，撰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并发表在《燕京校报》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对钱穆的才华和学识十分欣赏，随即引荐35岁的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教授。顾颉刚的赏识，如同伯乐发现了千里马，让钱穆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次年夏天，钱穆又转入北大任历史系教授。在北大的课堂上，钱穆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平日里那个温文尔雅的学者，而是充满了激情和力量。他深知，眼前的这些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要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的讲课风格独特，如同与学生们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讲到得意之处，他会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感染力，让学生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亲身感受着历史的风云变幻。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回忆说：“钱先生讲课非常精彩，堂堂爆满。他讲课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

在北大任教期间，钱穆不仅致力于教学工作，还坚持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著作，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学术见解，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在北大任教期间，还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程。当时的北平，是中国的学术中心，汇聚了众多顶尖的学者和思想家。

钱穆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天下大事，交流学术心得。这些人的思想和观点，与钱穆相互影响，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贡献着力量。

1937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份。日军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三省迅速沦陷，战火逐渐蔓延至全国各地。国土相继沦丧，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织高校西迁，并进行调整重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转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钱穆

钱穆深知，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责任感，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小心翼翼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加以保护。他深知，这些珍贵的笔记，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日后著书立说的重要基础。他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作用。

10月10日之后，钱穆与汤用彤、贺麟两人结伴同行，从天津南下长沙。这一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他们要穿越战火纷飞的地区，躲避日军的空袭，还要应对各种艰难的路况。但钱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到达长沙，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多的人才。

到达长沙后，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他的课程，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听讲。不仅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的学生，都纷纷慕名而来。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走廊和窗台都挤满了学生。他讲国史时，声音洪亮，充满激情，每讲到尽兴之处，便情绪激昂，学生们的情绪也跟着他的讲述而起伏。他知道，这些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要将自己所知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引导他们前行。他希望这些年轻学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要忘记中国传统文化，都要保持刚毅坚卓的精神。

1938年，钱穆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这一路的辗转流徙，让他亲眼目睹了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的惨状，也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军的残暴和恶行。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懑和疑惑。

此时的中国，在日军的侵略下，犹如几百年前蒙古铁蹄践踏下的土地，遭受着巨大的灾难。但比战争更为可怕的是，日军实行的奴化教育，试图从根本上抹去中国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精神。他们打着“欲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的口号，对中国进行着疯狂的侵略。钱穆常常痛苦地思考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会不会亡？他不断地追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会沦落至此？中国的病究竟出在哪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拯救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

在痛苦的思考中，钱穆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少年时阅读《史记》的情境。那时，他在《史记》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力量，那颗在他心中种下的种子，如今已长成了一棵大树。他猛然惊醒，此刻的中国，正需要一本像司马迁《史记》那样的史集，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传承中国的文化精神。他意识到，彻底否认过去的态度，让国人丢掉了根本。但只要历史在、文化在，只要那股流传在国人心中永不屈服的刚毅精神还在，复兴的火种便不会熄灭，中国就不会亡。钱穆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振奋和力量。他决心书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钱穆居无定所，书籍也极度匮乏。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之前费尽心机带来的笔记，终于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钱穆开始着手撰写《国史大纲》。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但钱穆为了专心写书，不得不留在蒙自。他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一起，借居在旧时的法国医院。

然而，自9月始，日军飞机频频来袭，空袭警报时常响起。每次警报声响起，钱穆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匆忙跑出躲避空袭。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写作，他还时刻担心手稿被毁。

▲前排左起第三为钱穆

在一次乘火车往返昆明蒙自途经宜良时，钱穆被当地的美景所吸引。这里风和日丽，樱花盛开，宛如世外桃源。钱穆望着远处的美景，心中却满是忧虑。他深知，大好河山即将落入日寇之手，中国已在生死存亡之际。而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他必须尽快完成这部史书。于是，他决定在此定居下来，专心写作。在宜良山的日子里，钱穆每天都沉浸在写作之中。他从早到晚，奋笔疾书，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完成《国史大纲》，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终于，在一年内，他完成了《国史大纲》的书稿。《国史大纲》的问世，如一声惊雷划破抗战时期的文化阴霾。这部倾注了钱穆先生心血的著作，在颠沛流离中诞生，字里行间都透着对民族文化的赤诚。他在扉页写下的那段话，既是对国人的警示，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捧着这本厚重的史书，在油灯下彻夜研读，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里，藏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有人说，读《国史大纲》时，总觉得钱穆先生就站在面前，用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睛望着你，说“莫要忘了祖宗，莫要丢了根本”。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钱穆正在昆明的课堂上讲授《中国文化史》。学生们欢呼着涌到街上，他却独自留在空荡的教室，抚摸着那些被无数人翻阅过的讲义，泪水悄悄浸湿了袖口。他知道，战争的硝烟散去了，但文化的重建之路，或许比抗战更漫长。

1949年，时局再次动荡，钱穆辗转来到香港。初到香港时，他住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窗外就是喧嚣的街市。有天清晨，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内地青年蜷缩在街角，眼神里满是迷茫，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求学的艰辛。

当晚，他便找到唐君毅、张丕介几位同道，在一间借来的教室里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煤油灯的光忽明忽暗，映着几张憔悴却坚定的脸，新亚书院的雏形，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诞生了。

最初的新亚书院，连固定的校舍都没有，上课要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有次台风过境，临时教室的屋顶被掀翻，雨水顺着墙缝往下淌，钱穆却站在讲台中央，声音洪亮地讲授《论语》，学生们撑着伞围在四周，雨声和读书声混在一起，成了最特别的课堂记忆。

他常对学生说：“我们手空空，但要让心满满；路遥遥，更要步步踏实。”这句后来写进校歌的话，成了无数新亚学子的精神支柱。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筹建时，钱穆力主“中文”二字，为此与港英当局据理力争。他说：“大学叫什么名字，不只是个符号，是要让世人知道，这里是中国人传习文化的地方。”

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于书院和政府之间，有人劝他不必如此执拗，他却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孔子像说：“我争的不是一个名字，是争一口气，争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之地。”

定居台北素书楼后，钱穆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庭院里散步，抚摸那些亲手栽种的松柏。双目渐盲后，他就让学生读史书给自己听，听到动情处，会突然打断说：“这里的笔法，和司马迁写项羽时一样，藏着万般感慨啊。”他在素书楼开设的每周一课，从来不设门槛，贩夫走卒、学界名流，只要愿意来听，都能入座。

有个卖馄饨的老人，每晚收摊后都会提着保温桶来，把热乎的馄饨放在门口，静静听一堂课再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几年。

1986年最后一课上，92岁的钱穆站在讲台上，声音虽已沙哑，却字字清晰：“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说完这句话，他深深鞠了一躬，台下的学生们早已泪流满面。那些坐在后排的白发老者，大多是从大陆辗转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句话里藏着多少颠沛流离的痛，又藏着多少对文化传承的执着。

被迫迁出素书楼时，钱穆坐在轮椅上，摸着门框轻声说：“此处的草木，比我更懂故国之思。”

▲钱穆墨宝，亦是其一生的信念

迁居后的居所狭小逼仄，他却依旧坚持每天写几百字。失明的眼睛看不见纸笔，就口述让家人记录，那些关于中华文化的思考，如涓涓细流从未停歇。对于历史而言，钱穆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这个历史长河里的渺小人物，最终，凭一己之力，逆流而上。

钱穆先生走了，但素书楼的松柏依旧常青。如今那里成了纪念他的场所，往来的参观者中，常有年轻学子捧着《国史大纲》，在先生的铜像前静静伫立。他们或许无法完全理解那个年代的苦难，却能从泛黄的书页里，感受到一个老人用一生守护文化火种的温度。正如他曾说的：“历史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但若能为文化的河床添一块砖，便不算枉活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