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的台北，天阴沉沉的，柯漱芳看完电影回家，推开门就觉得不对劲。屋里静得可怕，丈夫郑介民倒在卧室地板上，身子早就凉透了。

台湾中央社隔天发了条短讯，说这位62岁的“国防部参谋次长”是心脏病突发死的。可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甚至还有人说：“哪有这么巧的？前几天还见他去公署上班，怎么说没就没了？”

要弄清一切，还得从郑介民这辈子的经历说起。

1901年，海南文昌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郑介民出生。那时候，他家并不算穷，有几亩薄田，母亲是个能干的妇人，父亲走得早，家里里外外全靠她撑着。郑介民打小就不是省油的灯，别的娃在田埂上追泥鳅，他蹲在晒谷场边看先生教认字，眼睛瞪得溜圆。

15岁那年，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村里，像扔了颗炸雷。镇上开始有人喊“革命”“共和”，郑介民揣着几个铜板跑到县城中学，听先生讲孙中山的故事，听得热血沸腾。

没过两年，他偷偷加入了琼崖的民军组织，还当上了“书记”，说白了就是管写传单、记会议的活儿。

可那会儿军阀混战，民军没折腾多久就被盯上了。通缉令贴满县城，“郑庭炳”（郑介民的原名）3个字红得刺眼。母亲连夜把他塞进渔船，往南洋逃。船在海上晃了十几天，他攥着母亲给的几块银元，心里又怕又不服气：“等我回来，非得干出点样子。”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落脚后，郑介民找了份报社编辑的活。白天校稿子、写短讯，晚上蹲在阁楼里啃报纸，把国内外的大事记在小本子上。他嘴甜，跟当地华侨混得熟，闲时还倒腾点土特产，赚的钱一半寄回家，一半攒着。他总觉得，这南洋不是久留之地。

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吉隆坡，郑介民揣着攒的钱就往回赶。28岁的人，跟一群十几岁的小伙子挤在考场里，手里的笔都在抖。头一回没考上，他没脸回南洋，在广州租了间破屋，白天帮人抄书，晚上啃军校教材，第二年才总算考上了步科。

进了黄埔，郑介民才算找到了门路。他知道光念书没用，得抱大腿。那会儿校内分成两派，一派亲共，一派反共，他眼珠一转，拉着几个同乡搞了个“孙文主义学会”，专跟左派学生对着干。

开会时他站在台上，唾沫星子横飞地骂“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台下坐着的蒋介石亲信黄珍吾听着顺耳，没多久就把他引荐给了蒋介石。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郑介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别人吓得不敢说话，他倒好，闷在宿舍里写了本《共产主义批判》，托人捎回国内。蒋介石翻着这本书，拍着桌子说：“这个郑介民，脑子清楚！”

等郑介民回国，直接就被调到蒋身边当副官，专管情报。

跟着蒋介石，郑介民才算真正入了“特务圈”。

1929年蒋桂战争，李宗仁的部队在武汉摆开阵势，蒋介石急得直搓手。郑介民自告奋勇：“校长，我去武汉，保准让他们散了。”他打扮成商人，提着点心匣子混进桂军营地，专找那些跟李宗仁不对付的军官喝酒。

几杯下肚，他叹着气说：“李老总手里就那点兵，真跟蒋校长打，怕是撑不过三个月。到时候你们这些兄弟，可就成了炮灰喽。”一边说，一边往人兜里塞金条。没多久，桂军里好几个团长带着队伍投了蒋，李宗仁气得直骂“叛徒”，可仗没法打了，只能灰溜溜地撤了。

这一手让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1932年，蒋介石搞“复兴社”，挑了13个亲信当骨干，就是后来人说的“十三太保”，郑介民赫然在列。复兴社的核心是“力行社”特务处，戴笠管着，郑介民当副处长。

这俩人，一个狠得像狼，一个精得像狐狸，戴笠搞暗杀、抓人的时候，郑介民就在后头算盘算：“这人该不该抓？抓了能换多少好处？”

1933年，福建的蔡廷锴搞“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要抗日反蒋。郑介民提前派了几个特工混进去，有的当文书，有的做卫兵。政府成立那天，特工们偷偷把会议记录、兵力部署全抄了下来，连夜送回南京。

还没等蔡廷锴站稳脚跟，蒋介石的部队就打了过来，手里拿着的，全是郑介民弄来的“底牌”。

郑介民这人，本事不小，可野心也大。戴笠活着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是黄埔二期的“前辈”，凭啥要听五期戴笠的？可戴笠能在蒋介石面前说上话，他只能憋着。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郑介民总算当上了军统局长，可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毛人凤抓住了把柄。那会儿军统刚改成保密局，郑介民想捞点钱，借着采购美国军援物资的由头，跟商人合伙虚报价格，揣了不少进自己腰包。

毛人凤在蒋介石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校长，郑介民这么搞，底下人都寒心啊！”蒋介石本来就觉得郑介民“滑头”，一听这话，直接把他调到国防部当参谋次长，让毛人凤接了保密局的班。

郑介民心里窝火，却不敢吱声。他知道蒋介石的脾气，能用你时把你捧上天，不用你时就把你踩进泥里。

1948年淮海战役打得正凶，他嘴上喊着“坚决抵抗”，暗地里却让老婆把家里的金条、玉器往台湾运，儿子也送到美国念书，他早看明白了，国民党在大陆撑不了多久。

1950年，郑介民跟着蒋介石飞到台湾，住处安排在台北的一个老胡同里。房子不大，却总有人盯着，那是蒋介石的特务。他知道自己不受待见，上班时谨小慎微，下班就窝在家里看报纸，连跟邻居打招呼都客客气气的。

1955年，医生查出他有心脏病，让他多休息。他借机去美国“疗养”，其实是想看看能不能把家搬过去。可蒋介石一封电报追过来：“台湾事多，速归。”他不敢不回，回来就听说，蒋在私下里跟人说：“郑介民要是敢跑美国，我亲自送他上飞机，送他去见阎王爷！”

真正让他掉进漩涡的，是1959年的“黄阳辉事件”。黄阳辉是个搞“台独”的，在高雄纠集了一群人，说要“推翻蒋政权”。蒋介石气得拍桌子，让郑介民去抓人。

郑介民带着手下半夜突袭，把黄阳辉在内的30多个人全铐了回来。可没过一个月，黄阳辉被美国领事馆的人接走了，说是“政治避难”。蒋介石听说这事，把郑介民叫到日月潭，指着鼻子骂：“你是不是跟美国人勾搭上了？连个犯人都看不住！”

从日月潭回来，郑介民就觉得心口发闷。12月10日那天，他跟老婆说“有点累”，让她出去看电影散心。柯漱芳走的时候，他还坐在沙发上翻报纸，谁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

他死后，蒋介石去殡仪馆鞠了三个躬，还追授他“一级上将”。可转身就跟蒋经国说：“他要是没死，这会儿怕是已经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了。”这话传到柯漱芳耳朵里，她抱着棺材哭，可心里的那句“你们就是容不下他！”怎么也说不出口。

有时候想想，郑介民这辈子，从海南乡下跑到南京，从南洋逃到台湾，算计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最后连怎么没的都没人说得清，说起来，也难免让人感叹一句，真是“人算不如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