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简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21篇，感兴趣的可以浏览前面章节。

前面聊到，太平军一路顺风顺水，势如破竹，成功攻占了南京，洪秀全总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将这里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开始了自己的帝王生涯。

而作为天京的十一年里，南京从城市面貌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额变化。城市面貌上，由于太平军有意或者无意的破坏和拆除，致使大量的民房古建筑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然而这并不是最大的影响，真正影响天京的，是天平天国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

首先就是全民皆兵， 全城老百姓都需要参军成为了圣兵，按照性别分别隶属于“男馆”和“女馆”。

既然大家都当兵了，那么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呢？

没关系，洪教主早有考虑，所有的物资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吃饭按照人头供给，住宿有集体宿舍。这简直就是跑步迈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具体实践。

这么一搞听起来很美，确实很有天堂的感觉，无人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但问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建立在物质极度丰富，大家伙根本吃不完也用不完的基础上，而洪秀全的共产主义则只学到了平均，没有学到富裕，最终的结果是大家共同且平均的穷着，演变成了一出东施效颦的闹剧。

从各类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过程的演变。

刚攻克天京之时，依劳动强度、性别和参加革命资历之不等，发放大米数如下：

男馆中，瓦匠木匠这些大体力活每日一斤半；衙门人员（坐机关的）每日一斤四两；其余工匠一斤；年老残疾之人半斤。

女馆中，湖南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兄弟）每人一斤；湖北以前参加革命的（新兄弟）每人六两。

听起来似乎也还不错，肯定能吃饱，饭量小的保不定还有富裕。可问题是，太平军不事生产啊，一旦对外扩张不顺利，抢不到物资粮食，天京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这种高福利政策并没有执行多久，天京的存粮就基本发空了，于是天王又下令，提出了三条整改意见。

一是普遍减量，二是女馆以稻代米，三是下令以稀代干。

比如以前发一斤的，现在只发半斤，米不够发的，就换成发稻子，并且鼓励大家多喝粥，少吃干饭。

到最后实在抗不下去了，就只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妥协，同意有些人不用来给国家当差，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政府财政资金来供养这些人，变相缓解了财政压力。

不光吃的上面出了问题，用的上面也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大家都当兵带来的自然是百业俱废，那么还需要这些行业制造的东西怎么办呢？洪秀全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无论纺织、种菜、竹器制造、木匠、瓦工、印刷、制铁、医药……各行各业一律国家专营，委派官员组织和监控，按照国家需要和指令生产和经营，产品亦不作为商品流通，而是以调拨方式发用。

熟悉么？没错，就是计划经济。

要不怎么说洪秀全意识超前呢？一个跟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在马克思还只是将理论付诸文字，空想阶段时，洪秀全早已经实打实的展开了实践。

只可惜，洪秀全归根到底只是一名落第秀才，他的出身、经历、学识水平均不足以支撑他的奇思妙想，所以，他的实践注定只能是失败。

废除私有制，全体收归官营，计划分配的最终后果就是，生产力越来越低下，不光东西生产的少，品类也不全。

到最后，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外开始出现了大量交易各类物品的市集，而天国的高层，也开始明里暗里安排人去采购，并用于各馆的维持。

除了大搞计划经济以外，太平天国最大的“创新”莫过于取消了家庭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男女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和女馆，不管你是夫妻还是父女、母子，一律需要隔离开。

这个制度到并非到天京才有，而是太平天国自起义以来就开始坚守的一项根本制度，只不过到天京以后更加变本加厉，变态到什么程度呢？一份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中的珍贵史料，《天父圣旨》中记录了这样的两件事。

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杨秀清扮演天父下凡，处理了几件事。究竟什么事，能够惊动二把手借用天父之名来做呢？

其中有一件很有八卦属性，吸引人眼球。就是处理两位高官与自己的妻子“私合”的案子。

这里要划一下重点，第一：高官；第二：自己的妻子，不是别人的；第三：私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冬官副丞相陈宗扬和秋官又正丞相卢贤拔没能忍住男女之情，私下里偷偷约见了自己的妻子，并与妻子“犯了天条”数次。

其中陈宗扬除了私合外，还有其他情节，而卢贤拔的案情较为简单，就是没忍住夫妻之情，私下约会了三四次。

最终的处理结果，陈宗扬夫妇被斩首，至于卢贤拔，女官给出的处理意见是考虑到他之前有功，此次应当革职，饶其性命，让他戴罪立功。

但杨秀清并不打算如此轻易饶过卢贤拔：“即卢贤拔位膺侯爵，法应减等，亦不能办至咁轻，若办至咁轻，不惟不足以服朝官，尤恐不足以服天下”。

我没能找到卢贤拔最终的下场，但从杨秀清的言语中不难判断，卢即使保全性命，官职也是难保了。

在太平天国的官制系统中，位居最高层级的就是东西南北等几个王，再往下就是六官丞相，分别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分正、又正、副、又副四级，共24人。

可以说，陈卢二人已经是太平天国的顶级高官了，卢贤拔甚至还有爵位在身，他被封为镇国侯。这样的两位高官，居然因为跟自己的妻子见面而被处以严刑，可见太平天国内部的男女之防究竟有多严格，甚至已经到了违背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的地步。

换句话说，太平天国必须位至王爵，方许夫妻聚首、拥有家庭生活；诸王以外，哪怕贵为列侯，都只过着单身生活，没有合法的夫妻关系。举国上下，能够享其男欢女爱之情者，拢共不超过八人。

如此严苛的性别制度下，催生出了另外一种奇景，在天国的高层内部，普遍流行使用年幼男僮。

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这样记载：

缘自洪逆以至伪旅帅，皆有幼童打扇，又自伪丞相以至伪卒长圣兵，凡粤楚真贼，均准掳带幼童以为义子义弟，总名为“带娃崽”。贼将娃崽眉目清秀者即为义子义弟为打扇，其次为之拉马执刑杖引导，再次即为其打伪执事，粗拙者即为之牧马，其丑陋有残疾者转可[插图]免不掳。初尚见面即带，继则挨馆搜求，凡城中所有之幼童，由十六七以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矣。

为何要大量使用男僮来做一些基础性服务工作，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天国男女有别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自然也有暗中满足其特殊需求的原因。

有个叫李俊昌的将军，将书吏宋某之幼子责打二百，宋某怀恨在心，想要报复。恰好有一日，李府一个小僮偷偷逃跑，宋某询问得知，小僮难以忍受鸡奸，故而出逃。

宋某将此事告发到东王处，李昌俊被逮下狱，但李的兄长很有权势，“威迫小僮供系宋姓指使”，结果宋某反而被杀。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这些面目姣好的年幼男僮的命运是悲惨的，不光要照顾主人的饮食起居，还有些不得不承担主人特殊的癖好，而这些，很大程度上也是太平天国拆散家庭，严守男女之防所造成的。

有不少史学家从洪秀全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着手，分析太平天国为何会制定这样的制度。其实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太平天国其实奉行的是军国主义，这是一支伪装成了国家的军队。

取消私有制，全民皆兵，这是为了募集更为广泛的兵源；男女分离，取消家庭，则是为了去除牵挂，最大程度提高战斗力。

太平天国的种种做法，内在的逻辑都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国家是在为军队而服务，为战争而服务。

与其说是一个国家拥有了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支军队拥有了一个国家更为贴切，更为合理。

中国有句古语，国虽大，好战必亡。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但凡奉行军国主义的势力，最终都会被战争反噬，从而亡于战争。而太平天国，也同样逃不开这样一个历史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