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第443页，有“给”字，标音为“gěi”，下含两个“动词”义项、六个“介词”义项、一个“助词”义项。
在第613页，也有“给”字，注音是“jǐ”，没标“词性”，只列出了“供给；供应”“富裕充足”两个义项，另列有“给付”“给水”“给养”“给与”“给与”等词组用法。
是否用于词组，“给”便读“jǐ”，而非词组则读“gěi”？
倒也不是。
第443页，读音为“gěi”的“给”字下面，也列出了“给力”“给脸”“给面子”“给以”等用法。
以上，不能不说同样是“词组”。
这只能用“约定俗成”来界定和解释了——比如，“给以”与“给予”“给与”“给于”，词意上有何区别？在电脑键盘上输入“gěi yǔ”，“给与”或“给于”等词汇也会立即跳出来。
此类“约定俗成”，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方面，传承和记录古汉语的读音；另一方面，则尊重和反映汉语读音的时代变化。
“给”，自古读音接近“ji”。
《说文》：“（给）从糸，合声。”
许慎认为，“给”是形声字。
段玉裁根据《诗经》等 “六书”所划定的“今韵古分十七部”中，验证了许慎之说无误——集、合、楫、及、辑、洽等，先秦时同韵，皆在“第七部”。
“集合”一词，最早原本是典型的“双声叠韵”。
“合”与“集”同韵，所以，“洽”是以“合”为“声旁”的形声字。同理，“给”作为形声字，“合声”，也是说读音同于“集”。
南朝《玉篇》：“给，居及切。”
北宋《广韵》、明初《正韵》：给，居立切。
清《康熙字典》：给，并音急。
从先秦典籍，直到清代“官方”字典，“给”的“正统”读音，都是“ji”。
康乾年间，有两部重要的研究《说文》的著作，一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另一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朱氏将“给”字，亦归为“缉韵”。
“给”，读“jǐ”，是汉语汉字连绵不绝的传承力量。
对此，古汉语的“书面语”和历朝历代的“官方”及文字学、音韵学学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正音”“定声”，以保持“雅音”的作用。
然而，语言又一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段氏，在他的《六书音均表》中，即提出了“音韵随时代迁移说”。
音韵随时代迁移，与汉语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变化有极大关系。
与之相适应，组成一个汉语“语素”，即一个词（包括一个字）的“声母”和“韵部（元音）”也必然发生变化。
举例来说——
隋至唐中期，计有三十三个“声母”、五十个“韵部（元音）”。所以，现在读唐诗，会惊讶为何有的传世佳作竟然押不上韵。
晚唐至五代，“韵部”减少到四十个。很明显，李商隐用韵与王勃已经有了不小区别。
至宋代，“声母”只剩了二十一个，“韵部”也减少到三十二个。
再到明清，“声母”从二十一个减少到二十个（微母并入了影母），又增加到二十三个（增加了zh、ch、sh三个声母）；“韵部”则为十五个。
这十五个“韵部”，与现代曲艺的“十三辙”是一致的（十三辙的“衣期辙”包含了明清十五韵中的“支思辙”和“居鱼辙”）。
明清音韵的以上变化，就使一些词和字，有了“灰堆韵”，用现代汉语拼音，即“ei”这个“元音”。
如，灰、微、德（dei）、得(dei)、馁、北、杯、贝、丕（pei）、陪、配、每、昧、梅、贼、黑、勒（lei）、类、雷，等等。
特别要说的是，“给”，在明清也从“缉韵”出来，进入了“灰堆韵”。
明清时期，由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变化，“声母”变化亦为明显。
比如，塞音不送气的舌根声母“见母”，出现了分化，类于“j”和“g”分开了。
尤其在北方，以上分化使根、干、滚、官这样的字词，具有了更鲜明的语言特色。
比如，古有“筋斗”一语。南宋朱熹《朱子语录》：“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筋斗”也作“觔斗”。到了明代，“筋斗”则便成了“跟頭”。
张萱《疑耀》：“‘觔斗’字当从孙吾與为‘跟頭’”。明初孙吾與作《韵会》，记录了“见母”的变化。
于是，“给”，作为原来“见母”字的“声母”，也出现了使用“g”的变化。
“g”与“ei”相拼，便有了“gěi”的读音。
中国自《尔雅》《说文》起，连绵延续从不乏词书、字书、韵书。其不仅记载了之前古人的语言、文字的字形、含义、读音，也不断将时代变迁带来的语言、文字变化“给与”记录，遂使汉语言文字之树根深叶茂、常绿常新。
如此，就要二者兼顾了——如前所说，一方面，要传承和记录古汉语的读音；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和反映汉语读音的时代变化。
例如，“骑”，上古读“ji”，中古有了“qi”的发音；“谁”，书面语一般读“shuí”，但更多的口语读“shéi”，等等。
“给养”，读“jǐ养”，肯定顺口，读“gěi 养”就很别扭。但“给水”，读“jǐ水”或“gěi水”，似乎皆无不可。即使现在一些方言里，“给面子”，也说“jǐ”。
由权威性的字典、词典标出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是必要的。
但随着时间推移，终会“约定俗成”——类如“骑”，在《现代汉语字典》里，唯有“qí”一个音了，只是在具体义项下标注“旧读j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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