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
《风波》发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后收录于鲁迅的《呐喊》文集。这是鲁迅的一篇小说。鲁迅以辫子为线索，将一场乡野风波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叩问：当革命止于形式，当民众沉睡未醒，则“风波”过后，唯有永恒的沉寂与轮回。
故事很简单，说的是撑船农民七斤在辛亥革命期间被剪去辫子。当“皇帝坐龙庭”的消息传至鲁镇后，七斤因无辫子恐遭杀头之祸，陷入惶恐。其妻七斤嫂亦焦灼不安，而仇家赵七爷趁机恐吓，并宣称复辟后无辫者必被惩处。随后七斤家里和当地不安起来，群体愚昧与人心动荡。最后复辟失败，一切回归原状，风波结束。
鲁迅这篇小说，主要的意义在于揭示出社会性质和国民人性的养成，国民性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性质和国民的人性
什么样的社会养成什么样的国民性，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不就是国民性没改。大革命之后，民众根本没有准备好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每个人都云里雾里的，革命者也没有准备好，只知道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是革命之后，一切照旧。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没有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变革。民众除了剪去了一条辫子外， 一切仍在专制势力的统治下。张勋复辟帝制的消息传来，失去辫子的农民陷入了被杀头的恐慌，惶惶不安，可复辟失败后，一切如旧。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和民众的心态。而《风波》小说中的七斤嫂和八一嫂以及赵七爷代表当时社会典型的国民性。
七斤嫂和八一嫂是被统治阶层，处于被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地位，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是单纯的牛马，供统治者驱使，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剥削和压迫。在这种社会之下，他们可以说是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
物质上的贫穷，让他们根本无力去反抗，一切都处于被碾压的地位。而精神上的贫困，让他们认知低下，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自由和法治，他们只要自己能够吃好有住的地方，老有所依、住有所居。虽然他们饱受剥削和压迫，但是一级压一级，他们的苦难被人排斥、被人漠视，他们身边的人听不见比自己更弱者的痛苦的呻吟，这些人甚至还因为可以欺凌比自己更弱势的人而暗自欣喜，为自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去指斥更弱者而心满意足。
鲁迅塑造这个形象的意义更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人们的是非之心被私心和愚昧所吞没，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困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善良的沟通愿望，剩下的只是媚强凌弱。
说到恃强凌弱，最具代表的是赵七爷。当革命来的时候，他就把辫子盘上去了，当听说皇帝又坐稳了龙椅的时候，他又把辫子放下来了。赵七爷代表了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明哲保身，更多地表现了趋利避害的本能。
赵七爷依然是表现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贫困。在得势的时候，他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自以为是天下的当然主人；在失势的时候，他们就收声敛息，装出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来掩盖他们的凶相，等待卷土重来的时机。在斗争此伏彼起，形势瞬息变化的年代，这种“两面”的变换也就格外迅速格外显明。
无论是七斤嫂、八一嫂，还是赵七爷的，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下典型人性的代表人物。在那个社会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在他们的内心世界，社会能太太平平。赵七爷能安安稳稳在当地当“地头蛇”，没事欺负比自己弱的人，比如七斤。而七斤嫂想的是能帮人撑一辈子船。小农和儒家结合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构成了数千年历史的“超稳定结构系统”。
辫子重要，吃饭更重要，并不因为没辫子而自杀，而是照旧生活。上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那离得很遥远，“非常模糊”抵不过切身切近的利益关怀。七斤们无从知悉自己的“愚昧”和“冷漠”，赵七爷们也无从听闻自己的“偏狭”。每个人都在按照命运过完这一生，没有人能跳出历史的宿命和命运的轮回，这就是社会的选择和命运，总之，一切照旧。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呐喊·风波》
吕日辉.在贫困中扭曲的人性——对鲁迅小说《风波》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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