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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艺敏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36 岁的患者张某被推进手术室那天，整个病房好像比往常安静了许多。

三个月前，他还只觉得是休息不足导致的头晕，在家属催促下做了检查——小脑肿瘤，这个陌生的医学名词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36 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级，他却总是把温暖带给他人。住在病房的日子里，他像是个“小太阳”，把温暖分给每一位病友。

他和新来的小伙儿讲检查的流程和地点，跟焦虑的家属分析手术的风险和注意事项，鼓励术后的老大哥积极康复锻炼。

他如一缕春风，驱散了病房里的阴霾，让整个病区都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每位患者和家属都被这份乐观感染，对战胜病魔充满信心。

张某的手术安排在 1 天后，考虑他的手术部位和方式，术前，我就拿着量表和他聊天：“您平时吸烟吗？坐车会不会晕车？之前手术后有没有呕吐？”这些细碎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给张某进行呕吐风险打分——为呕吐中高风险人群。Apfel 评分法应用于成人呕吐风险识别，包括 4 个主要因素：女性、不吸烟、晕动症或恶心呕吐病史、使用阿片类药物。一个风险因素相当于1 分，0~1分为低风险，2 分为中风险，3 分或以上为高风险。

张某的评分为3 分，这表明他的术后呕吐风险高，我们为其应提前制定了个性化预防治疗方案。要知道，神经外科患者由于手术方式、麻醉特点，围术期恶心呕吐发生率未43-70%，颅内手术是术后恶心呕吐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恶心呕吐造成神经外科患者水电解质紊乱、呼吸道阻塞、加重颅内高压风险，比其他手术患者的恶心呕吐更具危险性[1]。

手术当天，张某就用上了“专属”麻醉方案。麻醉师减少了挥发性麻醉药物、依托咪酯和氯胺酮等药物的使用，用异丙酚替代诱导和维持，减少了术中阿片类药物，并补充了足够的液体[2]。关颅前 30 分钟，止吐药已经通过静脉悄悄作用，这是我们在呕吐信号传导路上提前铺设好的路障。

术后 2 天，张某被一阵阵的恶心、呕吐折磨得痛苦不堪，稍一翻身就引来一阵阵的恶心反胃，喝两口水就吐得昏天暗地，好像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平时轻松的笑容也荡然无存，张某只觉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面对病友的宽慰和问候，他也只能闭着眼睛默默地摇头。观察到这个情况，我们，马上给张某加用上了止吐药物——昂丹司琼，床头也被贴心地摇高至 30°，以预防平躺时胃内容物反流。

张某的床尾也被放上了呕吐观察表——用来记录他的吞咽功能和恶心程度，是“没感觉”“有点恶心”还是“忍不住想吐”，恶心呕吐的次数也有标注。

张某的眉头拧成一团，护士就捕捉到了：“张大哥，您是不是觉得想吐？”很快，止吐药——甲氧氯普胺就用上去了， 同时，我们将病房的温度调低、光线调暗，尽量为张某提供更加舒适的康复环境。

此外，我们还用上了一些非药物干预。将生姜片贴在张某的内关穴，利用穴位刺激缓解反胃。这是因为通过按压 PC6 穴位（内关穴，位于前臂掌侧，腕横纹上 4 cm，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的各种刺激，可以产生神经冲动，并沿脊髓传至呕吐中枢，再通过传出神经对呕吐过程进行调节，从而能够以最小的副作用预防术后恶心呕吐[3]。

同时，用新鲜的柠檬片挤出汁水，用纱布浸润后放在张某的口鼻处。

终于，术后 3 天，张某终于顺利喝下了半碗小米粥，他的脸上洋溢起久违的笑意：“没想到你们连吐不吐都管得这么细致。”

我们知道，术后呕吐从来不是让患者“忍忍就好”的小事。它可能会让患者不敢喝水、拒绝进食，拖慢康复的脚步；剧烈呕吐可能还会引发电解质紊乱、呼吸道梗阻，加重颅内高压风险。

所以，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单纯地止吐，而是帮助患者更加从容自信地走向下一步康复治疗。

窗外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下温暖的光晕，胃里的翻涌好像也停了下来。张某才发现，这次与病魔斗争、和呕吐抗衡的拉锯战，原来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战斗。

从术前的每一次评估，到用药的每一次调整，再到术后的每一步护理，我们始终在努力，让张某少遭一点罪，帮助他更好更快地打赢这场止吐之战。

参考文献：

[1]罗燕芬,幸维炜,宋虹桥,等.颅脑肿瘤患者术后恶心呕吐预防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2024,28(08):500-506.

[2]陈潇,张玉侠,周海英,等.术后恶心呕吐非药物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中华护理杂志,2021,56(11):1721-1727.

[3]赵梓佳,赵丹,陈碧贤,等.术后恶心和呕吐非药物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J].护理学报,2021,28(11):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