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民主的发展变化，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充实了它的霸权主义思想。历史上的美国民主，主要是美国白种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国政治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盛行。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对黑人的歧视是人所共知的。连以主张解放黑奴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说过天性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设定了一条鸿沟，可能将永远阻止他们完全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早期的美国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是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所说：“（过去的）美国决策者以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他们对背离美国模式的革命，尤其是左派的革命，显示敌对态度。”

美国外交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在对待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态度上，在越南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此外，国内的种族歧视，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包括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使美国民主对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对保卫美国起到了巨大作用，种族主义开始不攻自破。冷战初期，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取消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援引《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人权原则，证明“人人生而平等”对白人和黑人同样适用。其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民主的形态和政治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但种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已经臭名昭著。族际平等、肤色平等、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性”。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的时代，一个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种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坚民族”的根基是什么？依靠什么来凝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解释是：美国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信念来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体现这些“美国理想”，因为外交毕竟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在外交中更多地表现美国意识形态和“民主诉求”，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外交中更强烈的霸权色彩。 美国民主中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对古巴实行霸权政策，才带来了古巴难民外逃，古巴血统的美国人才可能急剧增加到现在的130多万。

（古巴革命）

同时，这些美籍古巴人对佛罗里达等州的地方政治，对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的敌视态度。越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越南统一前后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国。现居住在美国的越南移民已经超过了100万。亚太血统的美国人现有总数达1250万以上。

在美国的外交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跨国公司中，少数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涉外系统雇用美籍亚洲人去担任同亚洲各国相联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强同拉美各国的联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从事反恐斗争；在驻韩美军中利用有韩国血统的官兵同韩国人沟通……。同时，美国政府很少担心这些少数族裔的美国人会被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利用来对美国策反。这是美国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优势。

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国能够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女性的奥尔布赖特，父母来自牙买加、本人出生在纽约黑人区的鲍威尔，都是美国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对他们的重用，不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添砖加瓦，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少数族裔的向心力。

（布热津斯基）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所占数量、比例和政治影响的增加，一方面对社会凝聚力和美国的白人文化传统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近几十年来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增加了美国对外扩张和“人权干预”的动力。在美国定居的外国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跃分子，通常是原来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不少人以受本国迫害为由，想通过他们的“新祖国”去实现在故土没有条件实现的目标，力争在美国长期居住并发挥影响。

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加积极地要求美国加强对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说，对外国内政的干涉符合这部分美国公民的“民主要求”。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对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也构成重大挑战。克林顿在他1993年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现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9·11事件对美国的一个警示，就是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伊斯兰的激进思想和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内稳定和团结。9·11把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延伸到美国国内，加剧了政治主流同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剧了社会控制同公民权利的矛盾，加剧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绪的矛盾。缓和这些国内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为旗帜，打击国际上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邪恶国家”，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在国际上反恐和在国内缓和内部矛盾的这种微妙关系，对美国领导集团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9·11之后，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恐怖袭击的原因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无关，也不是“文明的冲突”。他们对9·11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宽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恶国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专制，是偏狭和仇恨，是对人类尊严、自由和生命的藐视。把9·11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在9·11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就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

在9·11之后两个月，布什在穆斯林斋月前夕发表讲话，对美国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热烈的问候”，称颂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仁爱、怜悯与和平”，“它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现在美国已有几百万信众”，并宣扬美国正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重建阿富汗。

12月13日，布什又向穆斯林祝贺伊斯兰新年。这些姿态，旨在表示美国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图把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和反抗，统统归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从而加强国内凝聚力。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美国信条，即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

随着国内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美国霸权的社会和宗教基础逐渐从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运观”过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适价值观”。

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说，今天“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

如果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民主则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美国人在国家的旗号下团结对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思想的膨胀，是同美国民主的逐渐扩大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正如王希所论证的，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当国家成为了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