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对事不对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实在并非易事。如果真能做到，那么为官者必为清官、为民者必为善民。

“近代第一爱国华侨”，20世纪海外华侨的最杰出代表，被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做到了。他从抗战爆发时全力支持蒋介石，到后来对蒋失望后、转而全力支持共产党毛主席，就是践行的这一原则。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890年，他出洋到新加坡，开始了创业之路。到1925年，已成为拥有千万资产的南洋著名工商业家。其间，从1913年开始，他在家乡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被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各校师生尊称为“校主”。

众所周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爱国华侨为支持国内抗战，纷纷解囊捐款。数据显示：卢沟桥事变后的四年间，华侨捐款达12亿元，几近国民政府开支的四分之一，其中筹款最多的就是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总会”。

在那个时候，陈先生一直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多次申明“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而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对延安的中共则是极尽污蔑之能事，陈先生这样说过：“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削净尽……”

那时候的陈先生对这些宣传半信半疑。后来，他在新加坡听说了中共的抗战事迹，尤其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后，心中产生了访问延安的念头。1940年3月26日，陈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抵达重庆考察、慰问。机场欢迎会致辞中，他谈到：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先生亲眼看到了重庆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国民政府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也让他对于中国的前途感到灰心。他后来曾这样诉说自己当时的悲观：“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在后来给董必武的信中，他也谈过自己当时的想法：“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

对于陈先生在机场致辞中表露出来希望到延安一事，中共十分重视。不久，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电报，邀请陈先生访问延安。

陈要访问延安，给蒋介石很大震动。他明知无由阻止，但又不甘心、只得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于是，蒋就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等等，说了许多坏话，话里的意思就是叫陈先生不去延安。

但陈先生的回答是：“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

其时，陈先生已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打听好了去延安的路线。蒋介石劝阻不成，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在去延安的路上，经过西安时，蒋介石政府特意派了一个叫寿家骏的科长陪同，名义上是护送、实际是想监视陈的行动。当行至洛川时，路上竟然有“民众”往陈先生车上递诬蔑共产党的“控诉书”。不过，由于内容实在荒唐可笑，被陈先生一眼识破。

5月31日傍晚，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事先专门报道过陈先生的爱国事迹。因此，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在南门外热情迎接。陈走下汽车后，即向群众鞠躬、挥手致意。晚上，住宿在边区政府的窑洞客房。

第二天上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先生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朱老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下午，陈先生在朱总陪同下见到了毛主席。

初见主席时，陈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和蒋介石摩擦斗争，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作让步，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的、坦诚的解释。当时，陈嘉庚对主席的意见，并不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主席的诚恳打动了他。

接下来在延安的日子，让陈先生遇见了许多“稀罕事”，大开了眼界。首先一点，和重庆满街乞丐的景象不同，延安没有一个乞丐。民众的吃穿不是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然后就是，重庆到处都是兵，而他到达延安后开始的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军队。

他问主席：“来延安前，听说延安有数以十万计军队，为什么看不见？”

主席告诉他：“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你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

在朱总的陪同下检阅部队时，陈看到人民子弟兵列队整齐、步伐有力，精神饱满、气势如虹，激动得竟然夜不能寐。让陈先生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官兵一致、干群一致。这和重庆的那些当官的，统统都是高高在上、耀武扬威截然不同。

陈先生亲眼看到，主席十分俭朴：办公室在一孔窑洞里，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他还亲眼看到朱老总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看到朱总同士兵一样，自己盛了饭、同士兵一起大口地吃。

还有几个小事儿打动了陈嘉庚。一次和主席谈话时，几个在延安的南洋华侨学生过来协助翻译。他们没有敬礼就直接找地方坐下，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

另一次，主席与陈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一位勤务兵来得晚了，看到长板凳上只有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挤了过去。主席望了他一眼，主动把身体挪开一些，以便让勤务兵坐得宽松一些。

还有一次，主席陪同陈先生去赶集。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都跟主席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边区政策、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主席都能认真地听。

亲眼看到这点点滴滴“平等无阶级制度”的状况，让陈嘉庚发自内心地感到震撼！但陈先生是个很谨慎的人，为了验证自己所见非虚，特意单独一人多次与在延安的南洋华侨学生交谈，其中包括从他自己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过来的学生。

原延安南洋归国侨生廖冰（廖冰清）是陈嘉庚随行秘书李铁民女儿的同班同学，她在回忆时说：他别人不相信，但我是他学生，他相信了吧，但我不是宣传，我是讲实话，共产党真的抗日的，我为什么上延安来，就是找共产党找毛主席革命来了，打日本鬼子来了。陈嘉庚先生和李铁民先生听了以后，直点头。

离开延安前，陈先生为了表示感谢，特地向负责照顾自己的客房服务员送去了一百元。但被婉言谢绝，态度坚决。这让陈先生想起，自己在重庆考察期间、国民政府指派给他的专车司机每日都会问自己要五元茶钱的事情。他感觉，延安和重庆恍若就是两个世界。

对于这次延安之行，陈先生后来这样说“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从1940年5月31号到6月7号，陈嘉庚一共在延安待了八天，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南侨回忆录》。

他眼中的延安是这样的：“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此行中，毛泽东还请陈嘉庚在自己住的窑洞前吃了一顿饭，总共只花了几毛钱。主席告诉陈先生说，自己一个月只有5块钱津贴、3块钱菜金，买不起鸡，房东大娘知道来贵客了，把下蛋的母鸡宰了炖了招待贵客，不要钱。

这一顿饭与陈嘉庚在重庆吃的有天壤之别。他在《南侨回忆录》里写道：“招待余等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余问后至为不安……在平时尚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

国统区的铺张浪费、官员腐败，与延安的廉洁自律、民主平等，形成了巨大反差。7月17日，陈嘉庚回到了重庆。7月25日，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他作了《西北之观感》讲演。演讲中，他说，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

“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强盗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

他举出在延安看到的许多生动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共产共妻，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是一派新气象。民众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不错，毛泽东住在简朴的窑洞里，等等。

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自己亲眼所见。陈先生的这篇演讲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他以一个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

陈先生回应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他还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最为愤怒的是蒋介石。他认为一个华侨大资本家，竟然直言不讳地为共产党讲话，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他怀疑陈是否受到了身边人的摆布。于是，在7月28日接见陈先生一行时，专门请其他人回避，和陈单独谈话。陈委婉地规劝蒋某人：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人反对。

陈先生的话让蒋某人气急败坏：无论如何，同国民党作对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

蒋还声色俱厉地说：抗战要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

陈先生于1940年7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派王泉笙陪他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先生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无非是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他苦口婆心劝蒋：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

对于蒋来说，陈先生就是一个“财神爷”；“财神爷”的话，蒋不得不好好掂量。

陈先生一路考察过来，特别是目睹家乡福建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后，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蒋却久久不予答复。直至陈要回新加坡、途径云南芒市时，才接到蒋介石复电：“来电悉，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

陈对蒋这一复电的评语是：护恶讳疾。至此，陈对蒋的政府已不抱幻想。回新加坡途中，在各地华侨举行的欢迎会上，他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亲眼目睹的中共，并乐观地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在吉隆坡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回到新加坡后，“南侨总会”于1941年1月5日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在会议上，陈先生这样介绍延安：

“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属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

“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

“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公家发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

“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枪毙。”

这次延安之行，让陈先生彻底改变了对于中共的看法，从此成为中共的坚定支持者。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礼。1950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

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的陈嘉庚，还念念不忘国家之统一，专门请人在鳌园刻录了“台湾省全图”。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在集美鳌园。

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如去向陈先生叩安，愿陈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