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份，我们九名天津知青来到了承德地区的杨树沟大队第七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七队的马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牲口棚后院的队部大院里，原本放杂物的三间仓库稍微打扫了一下，就成了我们天津知青的临时住所，我们五名男生住一间房子，四名女生住一间房子，中间的房子是烧火做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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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杨树沟大队贫穷又闭塞，乡亲们居住的也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子，穿的都是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吃的更不用说，还不如我们知青的伙食好。我们刚到承德插队落户的第一年，口粮是国家供应，最起码一个月能有一点细粮，细粮和粗粮搭配着吃，怎么也比乡亲们吃得好一点。最大的难题是吃菜问题，承德山区的4月初乍暖还寒，地里没有什么蔬菜，乡亲们头一年秋天储存的萝卜土豆基本上也都吃完了，想吃一顿菜，真得很难。

我们来到杨树沟大队的第三天，马队长给我们送来了一篮子土豆和萝卜，有水萝卜和胡萝卜，萝卜顶部都发芽了。这些萝卜和土豆是马队长到社员家里给我们要来的，除了萝卜土豆，还有一大碗咸菜疙瘩。马队长说他家腌了一大瓷缸咸菜，我们吃完了他再给我们送来。杨树沟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可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对我们天津知青都很好，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队里给我们知青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因为我的年龄大一点，个头高一点，长得结实一点，马队长就让我担任知青点的点儿长，负责大伙的日常生活，也替他分担一些事情。

1972年秋天的一天晚饭后，马队长突然来到我们知青点，笑着对我说：“张斌，咱杨树沟小学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大队书说让我安排一名知青去学校当老师。我觉得当老师怎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一些，要不你去学校当老师吧。”

当时我们知青点有一名叫李吉魁的男知青，他长得比较瘦弱，也数他的个头矮，我纠结了一会子，还是觉得把这个好差事让给李吉魁更合适。我是点儿长，也应该抢困难让方便。再说了，我的身体好，干活有力气，理应把这个轻松的差事让给身体瘦弱的李吉魁。马队长也觉得这样挺好，当时就拍板让李吉魁去学校当民办教师。

因为这件事，我还得罪了我们知青点的那四名女生，她们说应该让她们女生去学校当老师，男生下地干农活一天能挣十分工，女生劳动一天才挣七分工。再说了，就算体质再差的男生，也比女生有力气呀。

第二年初冬，我们知青点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地区国棉厂招工，给了我们七队知青点一个招工名额。这回我们男知青都发扬了风格，让她们四名女知青抓阄分配这一个招工名额，我们男生没参与抓阄。最终王冬梅到承德国棉厂当了工人，她成了第一个走出农村的天津知青。

记得是1974春天，李吉魁染上了黄疸肝炎，队长就让我到学校替他代课，让他到县医院看病治病。当时的黄疸肝炎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医生给开了两瓶小药片，让李吉魁回家好好休息。

我们知青点后院是小队会计张明礼大叔家，张会计家的闺女张秀芝经常到我们知青点找女知青玩，有时也帮我们做饭，帮我们刷锅洗碗啥的，我们知青对她的印象很好，她还跟着我们学会了很多字，报纸上的字她能认识一大半。听说李吉魁得了黄疸肝炎，张秀芝就到山上挖茵陈，到邻居家找来红枣，好像还加了什么草药，用砂锅给李吉魁熬药汤，她说偏方治大病，前几年她得了黄疸肝炎，就是喝药汤治好的。

还别说，李吉魁喝了几天张秀芝给他熬的药汤，感觉身体好了很多。看有效果，张秀芝就天天给李吉魁熬药汤，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红糖拿来给李吉魁，让他喝完药汤把糖含在嘴里，省得嘴苦。

大约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李吉魁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黄疸消退了，肝功能也正常了。因为那次生病得到了张秀芝的关爱，李吉魁发自内心地感激张秀芝，他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

1976年夏天在马队长的撮合下，李吉魁顶着父母反对的巨大压力，他自作主张和张秀芝领取了结婚证，李吉魁成了第一个和农村姑娘结婚的天津知青。因为这事，他父母很生气，还写信来说要和他断绝关系，再也不让他进家门。

恢复高考后，我们几名没回城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李吉魁也报考了师范学校，可我们整个杨树沟大队八个生产队的天津知青连一个考上中专的也没有。第二年春天承德钢厂招工，我想参加1978年夏季的高考，就没去钢厂当工人。结果我再次落榜，李吉魁也没考上师范，一队的一名初中毕业生倒是考上了承德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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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9年春天，杨树沟七队还剩下我和李吉魁两名天津知青，那时李吉魁已经当上了爸爸，他媳妇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其实我年前就能去钢厂工作，因为听在钢厂工作的同学说钢厂的工作又脏又累，都不如去化肥厂当工人。我就想等一等，看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招工单位。

那年初夏，就在我准备去县农机站工作的时候，国家有了新政策，没招工进城进厂的知青可以返回原籍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李吉魁也很高兴，因为他也没招工，他也想回天津。

到相关部门办理返城手续时才知道，像李吉魁这样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暂时还没回城政策，要想回城，除非离婚。那位工作人员是我们天津知青，他偷偷告诉李吉魁，也可以假离婚，等把户口迁回天津安置好工作再复婚也可以。

我办理好回城手续准备回天津的时候，李吉魁还没办理假离婚手续，我问他为什么没去办离婚，他说不想伤害淳朴善良的张秀芝。我说你们是假离婚，办完回城手续安置好工作马上可以复婚。李吉魁苦笑着说：“不管是真离还是假离婚，村里人免不了会有风言风语，那样的话，张秀芝就会受伤害，我不想伤害她，我就不回天津了……”

看李吉魁主意已定，我就一个人回到了天津，两个月后被安置到天津拖拉机配件厂工作，1981年冬季结婚成家，第二年和我新婚妻子一起报考了电大。

我读电大的第二年，李吉魁给我寄来一封信，他说通过考试，他到县教师进修学校读书了。两年后，李吉魁又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他进修结束了，转成了公办教师，到邻村的一所联办中学当了语文老师，以后也能挣工资了，也吃上了国库粮。得到这个消息，我真替李吉魁高兴，他总算熬出来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又有了新政策，留守在他乡的知青后代，年满十六周岁，一个子女的户口可以迁回天津。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吉魁，希望她把女儿的户口迁回天津。

过了一段时间，李吉魁打来了长途电话，她说他家属和女儿都转成了非农户口，女儿已经读高中了，就不回天津了。女儿的意思不想离开父母，也不愿给爷爷奶奶添麻烦。

后来我下岗了，为了寻求更好地发展，我跟着朋友南下广州，后来又去了深圳，也就跟李吉魁断了联系。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我们就老了。前段时间，当年一起到承德插队落户的同学们聚会，除了李吉魁，我们都聚在了一起。回忆起当年在承德吃的那些苦，说起留守在承德的李吉魁，我们都流泪了，大家都说挺想念李吉魁的。

2025年7月末，冒着零上三十五六度的高温，我们八名同学驾驶两辆小越野，来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也见到多年没见面的李吉魁。

时隔几十年再相见，要不是李吉魁先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真的就认不出他来了。站在我们八个老同学中间，李吉魁还是那样弱小，最大的差别是他的穿衣打扮，脚上一双拖鞋，灰白汗衫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本色，后背上是一片汗渍，脖子上搭着一条半新不旧的毛巾，典型的一位农村老人，和我们相比，他的容貌比我们苍老了很多。那天相见时，李吉魁刚从菜园子回来，篮子里是刚摘的茄子和长豆角。

看到面容憔悴满脸皱纹的李吉魁，我们都流泪了，王冬梅哽咽着说：“吉魁，你和你爱人不是都有退休金吗？你咋还种地呀？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大家说嘛……”“谢谢大伙这么远回来看望我们，我们没啥困难，就是在农村生活习惯了，闲不住。我的退休金花不完，县城也有房子，女儿女婿也常给我们买生活用品，我们生活得很好，顿顿都是白馍馍，肉蛋也成了家常便饭，再也不为吃喝发愁了。”李吉说着，不由自主地抹起了眼泪。

那天的午饭是李吉魁请的，谁买单他就跟谁急眼。我们离开时，李吉魁给我们买了当地土特产，人人都有份，还给我们摘了一编织袋茄子和一袋子苦瓜，他说是他种的，没有化肥农药。我原本想偷偷给李吉魁留点钱，结果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说不要看不起他，他也是有退休工资的老教师，一个月六千多块钱呢。

从承德回来，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李吉魁为爱留在了第二故乡，至始至终他都没有背叛婚姻，没有伤害他爱的人，他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不上天津，可他很知足，没有自卑更没有抱怨，他这种知足和乐观的心态，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前两天跟李吉魁视频，我邀请他夫妻俩来天津玩几天，他欣然同意，他说等天气凉爽了，他就带着老伴来天津，然后再去北京看看，他还没去过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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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聚的日子充满了期待，我们几名同学都商量好了，到时一定好好招待李吉魁，我们大家一起陪他夫妻俩去游北京。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