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sysu上学，珠海校区就坐落在唐家湾，但那时的我，并不清楚这里孕育了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1862-1938）。

就像20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知道有徐家汇，却不知道这是明代西学第一人徐光启的家族所在地。这次周六得闲，从广州驱车一百公里，抵达唐绍仪故居/生平陈列馆参访前后，才做了一点了解。

唐家鸟瞰图

01 方圆百里内，半部近代史

唐家湾位于珠海最北侧，紧挨今天的中山市。但1862年唐绍仪诞生时，中山市还是香山县（1925年改中山县），珠海则隶属香山县，再往上是广州府。其时，广州府下辖14县，包括东莞县、新安县（今深圳大部分）、新会县（今属江门）、清远县（今清远市）等。

唐家湾以北数公里，就是中山翠亨村——孙中山（1866-1925）的家乡。1912年南北议和，唐绍仪与孙中山虽为初见，但两人“以乡音倾谈”，加之都有过留洋经历，一时引为“故交”。南北议和能成功，与唐孙二人的一见如故关系重大。

唐家湾以西50公里，梁启超（1873-1929）就出生在新会县茶坑村，我曾多次驱车前往梁启超故居，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只是爬一爬村后的nai子山，远眺一下被鱼塘覆盖的三角洲地势；新会往北几十里外，则是他的恩师康有为（1859-1927）的家乡南海县。

没错，唐绍仪、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四位近代历史舞台上的熠熠生辉的大人物，他们的出生地都在珠江入海口西岸方圆百里内。区别在于，年纪最大的唐绍仪属于清廷官派留学幼童（第三批），而孙中山则受惠于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的事业，得以自费留学；康梁师徒二人，他们走的依然是传统的科举及第之路，只不过他们的“操作系统”在沿海地区耳濡目染，同时注入了中西思想，最终在“戊戌喋血”之后，被迫出走英日。

今天看来，四人中，以孙中山名气最大，唐绍仪名声最弱，康有为晚节不保，梁启超流芳至今，但抛开名声大小褒贬，以唐绍仪的政治实操经验最为丰富。

02 海洋性政治观念代表人物

1881年，唐在被迫结束7年留美经历后，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回到清廷，从低等外交官开始做起，凭借在朝鲜的出色表现，逐步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899年山东教案后的中法谈判，1905年中英在印度加尔各答就西藏问题谈判，1907年执掌东北期间与日、俄谈判，唐绍仪都获得了超出预期的谈判成果。

尤其是他在中英加尔各答谈判中，在一次公开演讲钟用流利的英语对世界各国宪法大纲与英国政体的点评，为他赢得了谈判对手的尊敬，《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也成为以弱抗强的典型外交案例。

当然，今天的晚清政府已经被一刀切认为是“腐朽”的，所以，唐本人的事迹也就没有大众传播的空间了。

唐绍仪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外交意识、能力的外交官，比郭嵩涛、曾纪泽更了解西方政治的运作机理，比巴黎和会上大放异彩的顾维钧（1888-1985，唐的女婿）又整整早了一辈。

但通过参访、了解这位民国短命内阁总理的一生，我发现唐绍仪固然有私德疑问（生活奢靡、晚年纳妾），但在政治实务上却是一个进退有序的理想主义者，既有战略上的坚定，又有战术上的妥协。

笔者认为，这可能来自于他的家族背景（买办经商）、留学经历（通晓西方政治中的妥协）和外交实务（多次对外谈判经验）。

早先在粤海关参访，在北京利玛窦墓地拜谒，以及阅览宋元以降的沿海贸易史，笔者就曾提出北京官员视角与沿海居民视角的比较一说，这次参访完唐绍仪故居，我更坚信这一点，甚至贸然给唐本人贴了一个标签：中国海洋性政治观的代表性人物。

所谓海洋性政治观，大抵如上面说的，战略方向上坚定不移，战术执行中敢于妥协，对应陆地岩石性政治观，后者恪守原则，一丝不苟，呈现出刚强、坚毅的特点。在岩石性政治观分子看来，海洋性政治观善变、少原则，用现时政治话语来形容，就是“两面人”。

用他们的观点，唐绍仪无疑是一百年多年前最典型的“两面人”。

更恐怖的是，唐绍仪善于迂回、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两面人”秉性，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1938年，军统戴笠受蒋介石之命，派特工（暨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刘青戈）除掉了在上海寓居的唐绍仪，后者与日本人保持密切交流，这引来民族主义斗士蒋委员长的不满，决心除之而后快。但学界多年研究表明，唐并无出格之举，结合唐的政治立场与操作风格，他很可能是希望保持谈判渠道，更大维护中国利益。

但在激进的抗战期间，唐的迂回之策已经无法为蒋所容忍，更无法被受到舆论影响的激进民众所认可。自那以降，抗日是一种绝对的zz正确，一旦有人产生一丝怀疑，或者试图走向谈判桌，无疑属于汉奸。

03 为什么海洋性政治观重要？

唐的悲剧性结尾，恰恰印证了他所恪守的海洋性政治观在中国的不适与退潮。海洋性政治观讲求留出“灰色地带”，就像大海的潮汐，在海洋与陆地之间留下了一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渡地带。其行为表现为顺势而为、以退为进等特点。

而唐一生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堪称潮汐哲学的最好体现。

在1881-1911这30年间，唐主要作为技术官僚和内阁/地方大员存在，他用高超的技巧在灰色地带中寻求利益最大化；

1912年，唐绍仪作为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力劝清帝退位，但保证皇室继续拥有紫禁城并享受每年400万银元待遇；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一协议内容至关重要，罕见地保住了共和，又令清帝和平交权，甚至比1648年代英国光荣革命要更加“光荣”。

作为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让步颇多，他的首席代表身份在中途被废除，但唐并未离袁世凯而去，反而继续担任首任内阁总理，确保议会总统制得以落地；但之后袁世凯表露称帝野心，早已认可共和制的唐选择辞任，表现出其原则不可摧的一面。

晚年唐绍仪已经完全超越了对权力和身份的在意，他在1920年代回到家乡中山县，1929年担任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并于1931年担任中山县县长。

在任期间，唐绍仪创立新校100多所，并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模式，将唐家湾设为免税商港，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进出口贸易，大力建设交通基建。不客气地说，1930年初的中山，一如1980年初的深圳，都试图建设一个经济特区。（参观时顿觉这是隔壁中大、吉大、北师大等学子该研究的好题目）

只不过，唐绍仪没有等来七七事变，就被粤省军阀陈济棠夺了权，后者鼓动了中山县兵的骚乱，逼唐离任。这当然是无可避免的，民国时期军阀林立，唐绍仪试图以个人权威捍卫家乡之独立，只能说属于痴人说梦。

但唐绍仪以原内阁总理之身，降为一县之长，还干得尽心尽责、有声有色，只能说明民国政治生态之丰富，以及唐本人已经完全沉湎于“做事”，对“做官”毫不在意。

或许，我可以更有心机地去揣摩唐的内心：在他眼里，自己即便今天做村长，明天也依然有能力继续担任总理或部长；外在的职务已经不重要，内核在于自己的判断、资源与执行力。

也因此，在笔者眼里，唐绍仪罕见地融合了西方的妥协政治与中国的中庸哲学，在他人生后期，已达到可进可退，在进中退，在退中进，这样如火纯青的地步。

反之，唐绍仪的稀缺也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社会，中国的舆论依然停留在极幼稚的阶段，即邹谠先生所说的“全输全赢”逻辑。不消说，这就是所谓岩石性政治观念，看起来充满原则、目标，但暴戾乖张、残酷无情，当然，在公众舆论中，这是耀眼的、迷人的，足以蛊惑乌合之众，激活大批狂热分子。

04 当下之隐喻，未来之命运

公允地说，唐绍仪无领袖之魅力，多是辅佐之才，这一点他不如孙中山；思想上的建树，他没留下什么，这一点不如梁启超；但他既有现代政治之理想与抱负，又有外交内政之经验与实践，这也是他先后与袁世凯、孙中山分道扬镳的原因之所在。

袁世凯一介匹夫，并无公心，唐绍仪不愿意与他逆行，孙中山满腔抱负，但好高骛远，缺乏实操，唐绍仪也接不住他的梦想。

唐绍仪终究只是没有根系的官僚，通晓泰西政体，熟稔政治操盘，但他没有暴力资源，也没有财阀支持，依靠的只是自己的经验与多年积累的声望，在这兵荒马乱的民国是很难立足的。遇上常凯申这样暗杀出身的军人寡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也不算意外。

所以，梳理下来，自袁世凯以降，未得实权的孙，得了一半实权的蒋，以及一统天下的毛，他们都是岩石性政治观的簇拥。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则包含了一部分海洋性政治观，这也是珠海被圈定成四大经济特区的背景所在。

今天，中国不再因为积贫积弱，反而因为崛起强大，重新与世界强国产生了摩擦，到底应该用岩石性政治观还是海洋性政治观去应对，这是个问题。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问题，答案已经有了。当我抵达“望慈山房”（唐绍仪为纪念母亲而建的私宅）后，发现一楼正厅正摆放着“解放万山群岛战役专题展”，呈现的是百万雄师横扫一切的决心与战力。我绕了一会才发现，原来可以从后门上二楼，楼上正是“唐绍仪生平陈列”。

专题展与故居主人生平陈列的安排，无疑构成了一个zz的绝佳隐喻，大抵也注定了国家的未来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