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杨银禄.著，杨银禄是江青身边的第二任机要秘书。

1969年，这一年的十月份，林帅发布了一号令之后，江青担心她的防空洞不够牢固，不能防御敌机重磅炸弹的空袭。于是，她就转移去了北京远郊深山的一处防空洞，那里有着现代化的、坚固的防空设施。

或许有读者会疑惑，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心？担心北京会发生空袭？

这是有历史时代背景的。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边境地区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联就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摆出一副随时要南下进攻的态势。

于是，为了防备苏联人可能得入侵，1969年的4月，在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提出全军加强战备。

尤其是到了九月份，临近国庆的时候，为了防备苏联人趁国庆期间搞突然袭击。根据军委指示，林帅于10月1号的凌晨发出了“一号令”，要求“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各个军区以及相关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北京靠近苏联，对于苏联可能发动的空袭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时还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公担任组长，可见当时的事态之严重。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一个战略方针，即：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后又遇到珍宝岛事件，导致国际和国内局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

1969年，杨银禄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江对他这样说：

“现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如果敌人的飞机到北京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怎么办？敌人投掷原子弹怎么办？这些问题你们想到了没有？组织上把我的安全交给你们，你们如何才能保证我的安全？”
——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第131页.杨银禄.著.

面对她的询问，杨银禄一时也不知道如何作答。

她提出在自己住的楼房附近，搞一个临时避身的防空设施。并且，还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就是在楼的北面挖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这防空洞的进出通道要多拐几个弯，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预防爆炸带来的冲击波，还能防止光辐射。

至于最后要搞成什么样子，她让杨银禄去找懂行的人搞出几个方案出来，由她来定夺。方案定下来之后，就得立即动工修建。

杨银禄听了之后，也是有些棘手，为啥呢？因为这可是个大工程，不是说挖就挖的。

于是，他回复这个需要先报告给汪主任，得他同意了才能施工。

汪主任，就是汪东兴，当时他是杨银禄的直属上司。

江听了以后，说报告给谁那是他的事，这动工的时间越快越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她有预感，敌人很快就要动手了，挖防空洞这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她还让杨银禄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的思想准备。

“......挖防空洞，本来是你们应该想到的事情，还要叫我分心，你们这叫失职行为，万一我的安全有点闪失，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第131页.杨银禄.著.

听到她这么说，杨银禄赶紧回复：“我马上向组织上请示，争取早日动工。”

“不是争取，而是马上动工。”

出来之后，杨银禄当即就汇报给了汪主任。

汪主任表示了同意，随后就是江亲自去楼的北面不远处，选定了防空洞的具体位置。并且，亲自确定了进出口的位置。

施工队伍也很快进驻了现场。

江也是很看重，在施工的过程中，她好几次亲自去到现场，查看施工的质量和进度。她告诉工人们，这防空洞内部要有足够的照明设施，还要预留足够多的通风口，而且冬天要能防严寒，夏天还要防潮湿。

不过，她说得最多的还是让工人们抓紧时间施工，早完工，早备用。

在她的催促和监督下，这防空洞很快就挖好了。完工之后，她也曾好几次亲自进去体验，还曾演练空袭的时候，如何才能快速的进去。

后续，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安排，就是如何布置这个防空洞。

里面得摆上床铺、卧具、沙发。除此之外，还要准备至少够一周使用的食物和饮用水。

“......如果敌机连续轰炸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我们在防空洞里面还能休息，有吃的，有喝的，不能因为缺吃少喝困在洞里。”
——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第132页.杨银禄.著.

1969年的十月，一号令发布之后，她又担心这个新挖的防空洞不够牢固。因此，就搬去了北京远郊的某个更牢固的防空洞。

11月7号，这天下午时分，她返回了钓鱼台。

这次回来，她是专门去看17号楼的地下室。

这天，她是在钓鱼台住的，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回了西山那边。

回去后，她让杨银禄给中办警卫局二处打个电话，让把17号楼的那个地下室改建成一个永久性的、牢固的防控设施。

中办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做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由周公批准之后，在钓鱼台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深挖洞。

工程竣工之后，她亲自去视察，表示很满意，比上次挖的那个好。

后续，她先后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往17号楼的那个防控设施内部，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鱼片、急救药包、小手术器具等等。

次年（1970年）的1月和2月，传出北京周边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的报告，这导致她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

她又找来杨银禄，做了一些吩咐，大致就是在她的卧室、办公室、客厅这些地方，搭建稳固的防震架子，再摆放一些急救的药品。

她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这些要在三天之内做好，做的过程中不能打扰到她的正常工作和休息。

杨银禄再次把情况汇报给了汪主任，经他同意后，杨银禄找了行内人进行研究，准备好相关的物料、车辆和人员。接下来，就是等着她出去开会的间隙完成工作了。

某天晚上，她正好要去人民大会天参加政治局会议。于是，杨银禄带着众人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做好了。在她的卧室里，用了一根粗大的方木头搭起了一个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的固定在了地板上。除此之外，在她的办公室和客厅，摆放了更为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倘若真的发生了地震，一时半会难以逃离，还可以钻在牢固的桌子下面避险。

她开完会之后，又看了电影，这才返回10号楼。

看到了做好的防震设施后，她表示很满意。

杨银禄在她身边当秘书也没有多久的时间，从1968年到1973年，也就六年的时间。

1973年，这一年的10月11号，他和另外一个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俩此行是要去五七学校的七连，去种植水稻。

火车行驶了37个小时，又步行了十几里路，这才到了目的地。

他俩刚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连队在抢收晚稻。一天都来不及休息，第二天就要跟着下田割稻子。还好杨银禄有割麦子的经验，虽然割水稻和割麦子的方法不一样，但他上手很快。

水稻的收割、脱粒、晾晒和入库，这完整的一个流程，他都有参与其中。

到了冬天，劳动就变成了平整土地，修补一些水渠，还要种上一些肥料（红花草）。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又到了一年的农忙时节，育秧、耕地、灌水泡田等等，都是要做的活计。插秧的时候，人工插的秧苗和机器插的秧苗，比例是3:1。不过，大部分都是人工插秧。弯腰时间一久，那腰就疼得不得了。

这插秧的活计，杨银禄实在是受不来，只好要求去运秧苗。

运秧苗，就是用扁担挑，用人力车拉。来来回回好几趟，虽然两个胳膊被扁担磨破了皮，但也比插秧好上了许多。

尽管每天的活计很多，大家伙都累得汗流浃背，好在相处的氛围不错，劳动的时候都是有说有笑的，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欢声笑语。

杨银禄也不禁感慨，这可比在钓鱼台工作舒心多了。

一年当中，最辛苦，最累的时候是酷暑的“双抢”了，也就是抢收、抢种。

杨银禄所在的地方，酷暑的时候很热。当地的天气预报只报到39℃，气温再高就不报了。

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段时间，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温度计拿到户外的太阳底下，不消一会，那水印直接就顶到头了。一脚踩进水稻田里面，那水也呼呼的冒着热气，烫脚。一天劳动下来，双脚都烫成了红色。

最热的时候，还没有一丝的风，就是纯热、干晒。

好不容易到了太阳下山，晚上睡在屋子里，就像是闷在一个大蒸笼里面。在床上躺着，哪怕一动不动，那汗水也呼啦啦的兀自流着、淌着。凉席也给浸透了、捂热了，再累再困，一会又给热醒了。

这一晚上，就在睡着和热醒之间折腾。

后来，杨银禄也有了经验，和那些老五七战士一样，赤着一双脚，下身就穿着一条大裤衩子，上身赤着背，把那尿素化肥口袋撕开一个大口子，随意披在肩上。

这样的装扮，被大伙戏称为“五七战袍”。

除了热之外，更招人讨厌的是田里的虫子，还有那些蚊子，尤其是小咬。

这南方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样，不仅个头大，下嘴更是又快又准，还没有声音。等发现的时候，身上早就起了一个个咬出来的大包。那小咬更是成群结队的飞来飞去，乌压压的就像是乌云一般，都不敢张嘴，一不小心就闯进了嘴巴里。

晚上在室外的时候，哪怕闷热都不敢穿短裤、短衣，手上还得拿着个大蒲扇，得不停的扇动驱赶蚊子。

杨银禄下放到五七干校待了有差不多16个月的时间，虽然那里的环境差了些，每天的劳动量也大，日子苦。但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和战友们的关系很融洽。

1981年的5月，杨银禄重回钓鱼台，在17号楼的北侧留影。

2023年，这一年的2月13号，84岁的杨银禄于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