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判决书在民政局门口蹲了半宿，冰凉的台阶透过西裤渗进骨头缝里。结婚证上的红底金边还泛着光，可王婷的名字已经从户口本上划掉了——就像她过去一年里，把我从她身体里划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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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腊月，我揣着全部积蓄从河北农村来北京提亲。王婷穿着米白色羊绒大衣在咖啡馆等我，睫毛膏晕成两片小乌云。她说“咱们先领证再办事”，我以为是城里姑娘的矜持，直到新婚夜她裹着被子缩在床角，像只受惊的兔子。
“我有心理阴影。”她第三次把枕头砸在我脸上时，北京刚下完头场雪。我们住在芍药居的地下室，暖气片烫得能煎鸡蛋，可她总说冷。我翻出她大学时的病历本，诊断栏写着“性侵害创伤后应激障碍”，落款日期是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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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敲锤那天下着暴雨，我站在原告席上数着法庭顶棚漏下的水珠。被告律师甩出《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四条，说她“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性行为”。我的律师举着结婚证吼：“婚姻存续期间性权利是法定义务！”
判决书下来那天，王婷把婚戒扔进护城河。我蹲在河边抽了半包烟，想起她总说“等治疗结束就给你生个孩子”。现在河里漂着二十七个烟头，每个都像她睫毛上颤巍巍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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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在评论区吵成两派：有人骂我“婚内强奸未遂”，有人替我喊冤“花钱娶了个活菩萨”。最扎眼的是条私信：“我老婆也这样，现在孩子都管别人叫爸。”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小时，直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
昨儿个路过妇产医院，看见个男人举着“强制治疗”的横幅。保安架着他往外拖，他鞋都掉了一只，光脚踩在碎玻璃上。我突然想起王婷最后那条微信：“对不起，但我的身体真的死了。”

现在我坐在出租屋里数存款，卡里还剩三万七千六。律师说还能上诉，可我看着镜子里自己发红的眼眶，突然想起她总哼的那首《后来》。歌里唱“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可我们这出戏，连开始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