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的傍晚，’这黑纱太闷了，能摘吗？’孩子的抱怨从餐桌一角传来。”一句童言，像冷箭一样扎进叶飞的胸口。忽然“当”的一声，筷子被重重摔在桌面，汤碗晃了两下才停稳。叶飞目光如炬：“国民党当年就说共产党不孝，你们还想被人戳脊梁骨？都戴上！”屋里霎时寂静，几个年幼的孩子愣在原地，不敢再吭声。

外人难以体会，这位堂堂上将为何为一条黑纱动怒。真正触痛他的，不是孩子的顽皮，而是对养母谢氏最后一程的歉意——那位没有血缘却视他为亲子的南安妇人，刚刚离开人世。戴孝，是叶飞能为谢氏做的最简单也是最庄严的告别，哪怕只有三尺黑纱，也绝不能含糊。

要读懂那一声怒喝，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初。1900年，叶飞的父亲叶荪卫只身赴菲律宾谋生，与一位西班牙裔菲律宾姑娘麦卡尔托成婚，先后育有四子二女。1919年，他把5岁的叶飞与7岁的长子叶启存带回福建南安老家，为的是“认祖归宗”，随后再次远走海外。此后，两兄弟的日常起居全落在家中“正室”谢氏肩头。叶荪卫常年不在，谢氏膝下又无所出，便把叶飞当作独生儿抚养。农忙时给他糊补衣服，农闲时陪他念私塾，乡邻都说母子情深。叶飞记得清楚：自己第一次穿上半新不旧的小布鞋，正是谢氏在油灯下赶制的。

1924年，11岁的叶飞考入厦门中山中学。厦门开埠较早，风气活跃，进步书刊唾手可得。叶飞第一次摸到《向导》《新青年》，心里像点着火。他常提起一位姓林的教员：“那位老师讲列宁，讲得比算术还清楚。”1928年，他加入共青团，又很快转为地下党员，并将名字由叶启亨改为叶飞——“大鹏展翅，飞越禁锢”，是他在监狱里给自己取的。

监狱，确确实实来过一次。1930年早春，厦门地下党策划劫狱，救出40多名干部，牵连甚广，叶飞被捕。得讯后，他在菲律宾的二哥赶来监狱，递上一张菲律宾出生证明，意在将他“引渡”出狱。那是通往自由的单行线，但自由的另一侧是断绝革命。叶飞摇头：“我若走了，就再也回不来。”最终，因年纪尚轻、证据不足，他以“误入歧途”被判一年，1931年出狱后重返秘密战线。此后十余年，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他都在前线；1955年授衔时，年仅43岁的叶飞佩戴上将军衔。

南下福建的1949年，对叶飞意义特殊。部队进驻泉州，他骑马昼夜兼程赶回南安老宅，第一次以“叶飞将军”身份站在谢氏面前。“妈，是我。”他把军帽摘下，声音有点发抖。谢氏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眼前这位高大军官是当年瘦弱的读书郎。她伸手摸摸儿子的肩章，半晌挤出一句：“穿得光鲜，可别累病。”叶飞只觉得鼻尖发酸。从那以后，他把谢氏接去部队驻地，后来又迁往北京，亲自给母亲选了一个向阳的房间。守在病榻前喂药喂饭，是他给战场留下的极少空白。

谢氏溘然长逝那天正值深秋。首都气温骤降，叶飞执意要在家中设灵，坚持按福建乡俗守灵三日。有人劝他：“叶司令，您军务繁忙，简单一点也无妨。”他摇头：“她老人家一辈子清苦，我不能再省这个。”黑纱就这么戴在全家人臂弯里，叶飞自己更是三天素食，夜里守在灵前。直至出殡那天，雨点砸在柏油路上，他让警卫护送灵柩前行，自己脱帽步行。有人记下那个画面：雨水顺着军装往下淌，他始终挺直了背。

几个孩子的不经意抱怨，戳中了他的痛点。他想起当年国民党报纸讥讽“赤匪无父无君”，也想到自己在战火中与亲生母亲两隔重洋，阴阳两隔。“忠孝难两全”这几个字，他比许多人更懂分量。那顿饭后，家里的孩子再没提过黑纱的事。

谢氏走后，叶飞除了军中要务，还悄悄做了一件事——让警卫员回南安老宅，重新修缮老屋，并给谢氏立了新碑。碑文没有官衔赞誉，只写“恩深似海，一日为母，终身为母”。他说：“我是军人，也是儿子。”这句话没有上过报，但在福建乡邻间口口相传。

80年代中期，两岸及中菲关系逐步缓和。叶飞通过民间渠道，终于与菲律宾的兄弟姐妹取得联系。1989年3月，他率代表团赴菲参加渔业谈判，工作间隙，家人安排他前往母亲麦卡尔托墓前。墓园位于马尼拉郊外的山坡，十几级台阶上满是落叶。叶飞脱下军帽、单膝着地，轻轻抚摸墓碑，随后重重磕了三个头。无人听见他低声说了什么，只看见泪水滑过那张历经风霜的脸。返程前夜，他与兄弟姐妹合影，握手时依旧挺拔军姿，却不自觉加重了握力。家人回忆：“那天他一句话没提军衔，只说‘咱们是一家人’。”

叶飞1999年病逝于北京。次年，菲律宾棉兰老省为他修建“叶飞将军纪念公园”，照壁上刻着中、英、菲三种文字：他奉献给了中国，也没有忘记菲律宾。南安老宅如今翻修成纪念馆，门楣悬着“谢母故居”四字，参观者常看到一条黑纱样的布带，静静压在展柜里。那是1963年的原物，布料已经发灰，却依旧平整。有人问讲解员为何不更换，她答：“将军说过，孝不分新旧，这条黑纱就是最好的见证。”